清词在《花间》两宋词之轨迹上的演化——兼论清人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反思

词虽然经历了晚唐五代、两宋的演进,但其反省并不自觉,而是自然而然的。到了清代,词得到了重新认识。清词的整个轨迹,并没有独出异军,另立旗帜,它的演化轨迹和晚唐、两宋的演化轨迹相符合,却并不是重复,而是遵循着这个轨迹有了突破和变化,因此,可以认为清词的发展是在《花间》、两宋词的轨迹上的演化。经过这样的演化,清代词人才真正理解了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特殊之处何在,从朱彝尊到张惠言,这一轨迹非常清楚。所以,清词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不仅是因为宋人的词发挥有所未尽,而且是因为小词的美感不容易被认识,而清朝的词人不但发现了词的这一种特别的美,而且对这种特别的美开始有了一种美感特质的反省和认知。     

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

过去,一些重要的西方社会学者主张,社会学者最主要的任务乃在于挖掘与诠释社会互动现象所可能意涵的“未预期结果”。在结构功能论之思维传统的主导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默顿的说法,他认为,“未预期结果”是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的一种具潜在功能作用的社会事实,乃反映着那些有助于体系的调整与适应、但却未能为该体系之参与者所意图、且认识到的客观结果。在本文中,笔者则采取另类的观点,尝试表达如下的见解,其实,社会学家原本只不过是一个编织故事的艺匠而已。他大体上犹如都市中漫游的行走者,一直处于当下此刻,在一再分岔的街道上一边行走一边浏览着沿途的景观,也就是说,他选择个人特别亲近的、但具深邃文化－历史意涵的某种核心概念作为出发点,以不断分岔的方式来编织“社会”的图像。准此,韦伯所提出之理念型的研究策略,可以说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拆解“结构-能动”的理论迷思：正负情愫交融现象的理论意涵

至少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结构-能动”二元互斥对彰概念所经营的论述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课题。本文从西方社会思想的发展脉络出发,试图从哲学人类学存有预设以及认知模式的角度来拆解这一论述议题可能内涵的基本特质--理性至上、认知导向、结构外在制约化与二元互斥对彰观,并进而指出,在当前以符号消费为导向的后现代场景中,这一论述架构不足以妥贴地掌握整个时代的脉动,无法处理诸如正负情愫交融这一当前社会的重要社会心理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模式以及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亦即新的社会学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