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杜甫《登高》诗中的乐观主义精神探微

杜甫写于唐大历二年(767年)秋天的《登高》诗,虽是其晚年凄凉与孤独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但诗中却充满着令人激动的气势.这种气势不仅源于杜甫对登高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其晚年面对迁逝之感时昂扬生命意识的展现.除了感时伤事,诗中还深刻蕴含着杜甫晚年的壮阔情怀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与夔州相对安定的生活有着密切关联,更是其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舟山灯塔历史概述

灯塔一般位于海岸、港口或河道，用以指引船只的航行方向。灯塔大都类似塔的形状，透过塔顶的透镜系统，将光芒射向海面或河面照明。舟山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长江口南侧，杭州湾外缘东海洋面上，自古有“江浙之门户，四明之藩篱”之称，历史上就为中国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舟山很早就设立导航设施，到清晚期，随着航线的日益繁忙以及导航技术的发展，舟山设立了众多的近代灯塔，这些灯塔大多保留完整，其数量之多，密度之高，在全国首屈一指。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论历史演义的虚构性

明清时期对历史演义的性质存在着争议,有些评论家认为历史演义是正史的通俗版,因而极力反对在历史演义中进行虚构。但大量的创作实践证明,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历史演义不可能句句依傍正史,必然在细节描写、心理刻画、语言描写、环境烘托等方面进行虚构,从而使历史演义成为虚实结合的历史小说。     

常德市旅游、商贸宣传品的英译探讨

要达到对外宣传预期的目的 ,旅游、商贸对外宣传品的翻译必须正确、得体、一致。实例表明 ,常德市旅游、商贸对外宣传品的翻译在这些方面普遍存在问题。因此 ,要提高翻译质量 ,除管理者高度重视外 ,译者要加强英、汉语功底的修养 ,培养敬业精神     

"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20年代初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对华政策

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苏建交谈判期间,苏俄从其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出发,采取强行出兵外蒙追剿白匪和坚持长期驻军库伦的作法,来占有当时主权属于中国的外蒙古地区,在外蒙古问题上对华采取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