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ational Writing of Shiji (史记) and Sima Qian' s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史记》民族书写体现出司马迁已初步产生了将天下各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体体现在创设少数民族专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族祖出一脉的民族同源书写、倡导和平处理民族纠纷的民族关系书写等三个方面.司马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两汉大一统格局的完成与巩固、家国一体与和合大同的儒家观念以及著家本人的著史意愿与品格三者的交互作用下生成,影响深远,促成了古代中国多民族友好大家庭的建构以及当代中国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局面的稳固.     

论赛博空间中的学习革命

计算机和网络迅速普及为人类创造出一个新型的虚拟生存空间——赛博空间。其独特性质和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引发了一场新的学习革命 ,导致了学习时空、学习基石、学习形态的重大变革。这必将产生新的学习理念 :开放学习 ,个性化学习 ,终身学习 ,虚拟学习 ,学会学习 ,学会创造。新世纪的学习者应积极迎接这场新的学习革命 ,努力培养自己的“电子学习”的能力 :学好计算机和网络的有关知识 ,提高信息实践能力 ,重视英语学习 ,提高信息免疫力。     

中国古代隐喻研究述论

中国古代的隐喻研究开始早、成果丰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品格:大量实例充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隐喻言说上更加侧重“隐”,强调“暗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对隐喻的概念、原理、分类、功能、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隐喻理论;中国古代的隐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由零散到系统的发展过程。     

生命的困境与心灵的自由——庄子的人生哲学

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宗旨是实现对构成生命困境的必然性因素 (“命”)的超越 ,达到个体生命心灵的绝对自由 (“逍遥”)。庄子将人生所面临的生死、时势、情欲等困境概括为一种必然性范畴———“命”。而作为“逍遥哲学”的开创者 ,庄子找到了三种超越生命困境、实现心灵自由的途径 :安命、齐物、体道     

广东省物流企业物流金融发展阶段分析

针对我国物流金融跨越式发展特征,本文对广东省三家大型国有物流企业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总结归纳了广东省物流企业物流金融发展路径理论模型,详细阐述了我国物流金融发展的跨越式特征。模型表明广东省物流企业物流金融业务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业务探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业务调整阶段。最后,针对现阶段物流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三点建设性建议。     

“当下性”、“本土化”与“走出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4月23日至26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扬州大学召开。与会代表提交了150余篇论文,涉及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建构、文学理论走出去与本土化、文学本质与知识化、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实践、中国古代文论及西方文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等众多专题。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观念多元,在一种总结、反思、对话的学术氛围中达成了诸多共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论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多元归责原则之确立基础

从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历史看,技术社会形态、法哲学理论和正义观念构成其确立基础。网络社会里,由于多种技术社会形态并存发展、行为主体与权利人关系多样化、侵害后果状态和归责事由多样化、价值需求和责任形式多样化发展等要求,要实现网络中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平衡,应当确立个人信息网络侵权责任的多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     

西方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地位之争与反思

当代的生态危机在西方伦理学界引发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挑战。争论双方围绕道德主体的范围和自然的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争辩。人类中心主义墨守传统伦理观念,认为道德主体只局限于人。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道德主体还应当包括自然,它试图通过强调种际平等,把道德关怀范围扩大至非人类存在物,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通过分析、比较生态伦理学各派的主张,可以对人与自然关系有清醒认识:首先,人类要尊重非人类生命的权利;其次,应恰当处理生态系统中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最后,人类还必须对自身的认识偏见时刻保持警醒。     

网络自由不能承受之忧——从3Q大战看网络用户民事权益的保护

3Q大战使网络用户的民事权益再次被凸显热议,具体涉及免费软件产品上的信息财产权益、网络服务中的消费者权益、隐私与个人信息等人格权益、网络格式合同权益等问题。要加强和完善网络用户民事权益的保护,应着重注意：新增和完善相关立法,为网络用户提供权利基础和法律依据;强化司法规制、加强执法力度,为网络用户权益提供事后保障;增加网络信息法的课题投入与理论研究,为制度建设争取学术支持;加强信息法制宣传、培养网络法律意识,实现网络用户的自我防护;发挥行政政策的灵活功能,及时实施监督管理;培育网络伦理规范、完善社会监督机制,运用社会力量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