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振兴背景下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和影响因素分析

志愿服务乡村是社会参与人才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式,大学生在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乡愁文化”和“社会理性”是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缘由所在;性别、年级、学校类型、了解程度和志愿组织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有显著影响。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着力点在于智力支持且具有文教活动倾向性,但也存在意愿与行动脱节、认知流于表面、能动性不强、缺乏思想引领以及对小微志愿组织的支持缺位等问题。乡愁文化嵌入大学文化、引入激励机制、打造志愿组织“大家庭”、牢守宣传育人“主阵地”、强化智力支持优势、补齐理论技能短板、关爱“小微组织”成长、构建“三位一体”支撑体系等可有效优化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     

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培训方式实验研究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提升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已成为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探究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为视角，提出通过干预行为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构想。实验随机选取成都市某民办幼儿园的20名教师为实验组，再选取与其办园环境、办园背景相似的另一所民办幼儿园的20名教师为对照组，对实验园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识、专业能力3个维度进行干预。实验结果表明：与对照园相比，实验园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升显著；与实验园实验前后相比，教师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维度及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方面均有提升。对教师培训的具体建议为：（1）单一与混合相结合的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素养总体水平有现实意义；（2）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知识的提升需理论培训与自主学习相结合；（3）专家"现场诊断-指导式"培训方式对提升民办幼儿园教师专业能力有显著作用。综上，建议民办幼儿园在了解本园教师专业素养水平的基础上，针对教师专业素养的不同方面，分别采取不同的有效培训方式。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优秀品质及其养成

通过对5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的自述报告进行三级编码和主题凝练，研究发现国家级教学名师作为教师队伍的杰出代表，在其专业发展过程中养成了许多优秀品质。例如：教学方面注重实践、考虑周全，师德方面以德施教、追求卓越，科研方面以教带研、实现创新。国家级教学名师优秀品质的养成通常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仅需要精神与物质力量的共同推动，还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环境要素的相互促进，以及社会取向养成方式和个人取向养成方式的互相配合。深入探究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优秀品质及其养成之道，可以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静电纺丝法制备SnO2多孔纳米管及其光催化性能研究

通过静电纺丝法制备了一种氧化锡一维多孔纳米管材料，获得的光催化剂用X射线衍射（XRD）、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紫外-可见（UV-Vis）漫反射光谱表征，所制备的氧化锡多孔结构纳米管光催化剂表现出紫外光下（λ＜ 400 nm）增强光催化降解甲基橙的性能，光催化活性的增强是因为其巨大的比表面积和较小的晶粒尺寸.这一方法可以用于制备其他类型的一维多孔纳米管材料.     

丹巴土司制度发展历史考证

丹巴位于“藏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对汉藏民族关系、中央政权与边疆地区的稳定均具有重要影响。自忽必烈时期开始丹巴即开始实行土司制度直至新中国成立，研究丹巴的土司制度发展历史对梳理“藏彝走廊”民族关系及社会发展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丹巴土司制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考证，并对其境内的四个土司的管辖范围、权力地位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该地区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分析

运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以中央媒体对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的"国家教师"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进行分析。外在形象包括教师性别、年龄、教龄、外表、场景以及任教的学校类别、区域、学科专业等方面，内在形象包括职业精神、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对"国家教师"形象的刻画和宣传符合社会公众认知教师职业的基本逻辑，起到了传递教师精神、端正教师形象、唤起社会尊重教师的功效，但也存在城乡教师形象传播刻板化以及教师普通人形象展现不充分等问题，可在后续的传播中对"国家教师"形象的价值倾向进行适当调整。     

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与理论建构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