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视阈下双边口译员翻译行为研究

双边口译员的角色或立场描述已从传统观念认为的"隐身""传送带""管道"等转变成"显身""交际促成人""文化斡旋人"等更为宽泛的解释.究其原因,前人所做的研究大都以译员角色为载体,从目的论、话语分析或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进行分析.文章则试图以翻译行为为载体,结合口译案例,从话语权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释,研究结果表明:译员对交际目标的把握是保证话语含意推理正确的关键,其推理结果会产生不同的翻译行为,包括语义行为、语用行为和功能翻译行为.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中美科幻小说的创作及研究进路考察——基于1990年代以来的科幻文学视域

科幻小说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是科技与文学的一种融合.这种文学形式,以其特有的叙事方式,承载着人类探求未来世界、认知未来社会的精神寄望与诉求.作为世界的共有资源,中美两国的科幻小说在其创作及研究的进路中有着较大的距离差别.美国的科幻小说虽较晚于启蒙国英国,但作为科学技术大国、强国,其创作和研究的超越提速是较大的,出现了诸如罗伯特·海因莱因及《星船伞兵》、艾萨克·阿西莫夫及"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等等这样的科幻小说巨头及巨作,研究的深入跟进亦趋于世界前列;相对而言,中国科幻文坛虽曾有过20世纪50年代的辉煌,诞生了郑文光等名家,但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的创作及研究是滞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王晋康的《逃出母宇宙》等科幻大作的出现,使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及研究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其影响在改变着这一滞后的局面.世界科幻王国终于有了中国的声音.     

坚守的悲壮情怀与跌宕之姿——试析稼轩词中“白发”意象

南宋词人辛稼轩一生渴望实现抗金救国的理想抱负,可壮志难酬,时不我与,英雄的无尽哀愁叹息尽入其词中.但稼轩词并未终止于低迷徘徊的气韵与无奈消颓的沉吟,他面对无常的命运与有限的时光,最终选择坚守初心,白首相抗,在这挣扎起伏间为我们展现了深沉动人的坚守情怀和欲飞还敛的跌宕之姿.本文尝试从辛稼轩的几阕词中所共有的“白发”意象来分析词人在时光的压力下郁结交织的清愁,展现的对抗与超越的生命态度以及背后更深层次的人性动因和爱国情怀.     

论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的生态文学思想与猎人情结

普里什文哲理散文中所具有的预言式生态思想与环保理念备受当代“生态文学”理论家的青睐。但他热衷描写狩猎场景的猎人情结却又遭到新世纪中“生态伦理”理论的诟病。其实从文本的本体性观念来理解，普里什文的诗性自然情怀、生态观念与他的猎人情结并非只有冲突的一面，他所表达出的是人对大自然万物之本能与道义之间的尺度衡量，而这种衡量也可反观当代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现状，实际上表达出一种更为深刻的天人关系的批判性。     

乡土社会语境下梅山武术的生态发展

中国乡土武术文化的生存形态可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以及艺术形态。在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社会再生产土壤、社会再生产方式、社会再生产功能等方面的变迁,致使中国乡土武术文化的生态传承内容、动力、方式及评判标准发生变化。因此,中国乡土武术文化发展出路在于自身的文化内涵的拓深和增值,以适应民众正在或已经改变的文化需求。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停滞问题:制度结构与治理危机——基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分析

关于经济停滞问题的探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传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十余年,资本主义经济停滞趋于常态化。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资本积累与支撑这一积累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出发,发现了主流经济学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停滞所忽略的制度性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沿着"中间层次"的路径,将2008年金融危机界定为系统性的结构危机,认为新自由主义SSA的失灵是此次经济停滞持续的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引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危机升级,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不断加剧。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从微观层面深刻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转型的轨迹,但并未深入探讨开展根本的制度变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