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政策在贫困村的实施情况调查

本文是对我国农村政策在贫困村实施情况调查的总结,本研究发现农村政策在贫困村的覆盖率普遍不高,政策设计过程中的考虑不周排挤了贫困村的受益,贫困村农民对政策的知晓程度和满意程度也普遍偏低,农村政策对农村反贫困的作用受到了其政策设计和政策实施过程的影响。     

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文章主要分析了现行中国土地制度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缺陷 ,论述了进行土地经营制度创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以及可能的创新模式——反租倒包的效益和在实践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根据翔实的实地调研的数据和信息,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重点县瞄准、贫困村瞄准和贫困群体瞄准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流出重点县的比重超过了规定的70%;贫困村识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瞄准精度,但由于指标式的贫困村确定方法从制度上排挤了一些真正的贫困村进入瞄准范围;项目依托式的扶贫资金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的比重最低,信贷资金不能瞄准贫困群体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社会排斥、脆弱性和可持续生计:贫困的三种分析框架及比较

当对贫困内涵的理解从基本需求向多元贫困演变时,侧重于贫困不同维度的贫困分析框架也逐渐开始被广泛使用,对贫困分析的社会排斥分析框架、脆弱性分析框架和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都可以单独用来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但如果将这三个分析框架整合成可持续生计--脆弱性--社会排斥三维的贫困分析框架可以更能有效和系统地对贫困问题进行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对农户生计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实地调查以理解金融危机对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的影响程度、途径和后果,归纳出对金融危机敏感的农户的生计脆弱性特征。研究发现,产品市场化程度高,生产规模较大,在金融危机前家庭有大额支出且生计方式单一、人力资本短缺的农户,对金融危机的敏感性较高,更易受冲击并有可能陷入贫困。研究还表明,农户依靠自身的策略和有限的资源来应对金融危机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需要来自政府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而现有的政策支持效果有限,论文据此提出相关建议。     

贫困问题的国际测量方法及对中国的启示

2020年后中国贫困问题将发生转型,相对贫困群体成为扶贫实践的主体。国际上对其测量方法主要分为收入测量和非收入测量两大类。前者以收入为基准,辅之等值量表确定家庭规模,采用绝对值或比例值计算,如世界银行高标准贫困线与社会贫困线、经合组织和欧盟相对贫困线、澳大利亚亨德森贫困线和新加坡收入位置法测量等;后者则将群体需求指标化,更关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情况,以A-F多维贫困计数法为代表。相形之下,中国可以针对发展现状,城市采用相对贫困测量方法,农村采用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根据家庭成员结构划分家庭类型,制定扶持政策;细化转移性收入统计,将政策性转移收入单独列出;提升贫困测量结果应用范围,实现与扶贫政策设计的紧密结合。     

非洲能从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学习什么

中国和非洲各国在很长时期内都是以小农为主的农业国,中国的农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于非洲国家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文章将从农业发展的历史和基础、农业政策体系、小农生产模式和农业生产力等四个方面来讨论非洲从中国农业发展中学习的潜力、技术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行性。在一个内部情况千差万别的大陆,成功地学习中国农业发展的经验,需要像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所做的那样,加以鉴别性的引进和适应性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