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服之善部 炎裔之凉地——论唐代粤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唐元和十年,大诗人刘禹锡在著名的《连州剌史厅壁记》中写道:“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凉地”。①这是对唐代连州的赞美之辞。其实,这个评价也适合于整个粤北。由于地处五岭南北交通要冲,粤北历来是北方移民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人口相对密集;加上地理上和军事上的特殊地位,促使历代中央政府重视这一地区的统治,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机构,培植封建文化,因而粤北是岭南开发较早的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广东的领先地位。唐代粤北继续保持这一势头,经济发达,人文鼎盛,举世瞩目。一、北人南迁与户口增长唐代人口迁移一般分为二种类型,一是官府组织…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以人为本:促进单位和谐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决定意识,环境造就人。对一个单位来说,无论是单位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还是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健康向上的内部环境。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单位小环境,都需要每个成员共同努力促进内部关系和内部建设的和谐发展。我感到,当前要特别注重以人为本,做到六个"进一步增强",才能真正促进单位和谐发展。     

博采详辨,推陈出新——读《《论语》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

宋朝名相赵普说过一句名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作为儒家经典,《论语》对传统中国的影响,大而国家,小则个人,治国安邦,修身齐家,无所不及;《论语》还传播到国外,对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6世纪以后,《论语》被介绍到法、英、德、俄等国,对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近代化进程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直到今天,西方仍然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从《论语》中挖掘“东方的智慧”,诠释和阐发其现代意义与当下价值。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美国赵冈教授谈儒家对经济制度的选择

<正> 1991年11月13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赵冈、应广东省经济史研究会之邀请,与广州地区20多位经济史专家座谈,作了题为《儒家对经济制度的选择》的演讲.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赵教授首先介绍了当代美国重要的经济学流派— —新制度学派.这一学派的前身是20世纪初期凡勃仑、康蒙斯等创立的制度学派,60年代末70年代初,进一步充实、发展和系统化,形成新制度学     

略论南汉时期的岭南经济

<正> 南汉是岭南历史上第二个封建割据政权,自唐昭宗天祐二年(905)刘隐为清海军节度使起,刘氏“坐拥百粤,闭关自擅”.“五十年来,岭表无事”.岭南经济在唐代基础上更进一步,南汉的国力也蒸蒸日上,成为堪与吴、南唐、前后蜀相颉颃的“富强”之国”.但史书对此记载太少,研究者鲜.人们对其认识残缺不全,总的评价也很低.笔者仅就现存零散的文献资料,结合考古发现,对这一时期岭南各部门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一考察,并试作总体的评估.     

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基于“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

宋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出水遗物中瓷器数量很大,一方面说明这些中国产品在海外有销路,另一方面则显示实用性产品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发现的大量宋钱,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说明宋朝"钱禁"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徒劳的。有宋一代,由于对外贸易频繁,铜钱外流始终禁而不绝。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甚至形成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中国钱币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称为"铜钱之路"。新发现不少属于生活用品的遗物,可以了解南宋异彩纷呈的海洋社会生活。宋代沉船出水与研究,不仅可以精彩呈现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变迁的某些面相,而且能够再现古代东西方"大航海时代"海上交往的波澜壮阔的经典场景。由此可见,沉船考古不仅展示一个以古代东方为中心的"大航海时代",而且将形成一个新的海洋史研究领域。     

宏观把握,专题掘进——读丘进新著《中国与罗马》

近年来,丘进博士潜心于中外关系史研究,继《七海扬帆》之后,又推出新著《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6万字,分8章,笔者有幸拜读,深感该书在理论阐述、研究方法、整体结构以及史实考察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以系统整体的观点建构起汉代中西关系的历史全貌。近年来,随着学术的繁荣,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风从云集于这一研究领域,创获尤多。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课题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主要是不少研究者在宏观上缺乏创新,局限于微观上的考释而显得单薄简略,或者依附于其它主题,成为通史、外贸史、交通史、航海史、文化交流史的陪衬或补充。本书则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作者以系统的、整体的观念谋篇布局,从更高的更全面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从第二章至第八章,依次论述了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     

郑州市开始筹建“商都友谊林”

2月26日至28日，荷兰专家组织（PUM）负责人皮特先生和PUM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屠大昭先生在山东省外国专家局副局长王守堂的陪同下，来到山东省荷泽市对前期荷兰专家项目进行综合考察评估。市政府副市长夏鲁青会见了皮特先生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