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三孩”政策背景下职业女性的角色冲突与抑郁防范

女性是职场的“半边天”,“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女性能否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角色冲突,并削弱这一冲突带来的身心后果。文章使用2019年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的数据,探讨了角色冲突与女性社会服务提供者抑郁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工作—家庭冲突、家庭—工作冲突和组织内角色冲突都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职业倦怠在工作—家庭冲突与抑郁之间、组织内角色冲突与抑郁之间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婚姻与母职对角色冲突、倦怠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未婚未育是职业女性抑郁的风险因素。本研究表明,婚姻和母职对职业女性的抑郁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对于职业女性来说,家庭扮演着“庇护主义”(clientelism)的角色,即婚姻家庭在帮助职业女性抵御劳动力市场风险的同时,也使其在面对工作场所风险时更易抑郁。促进“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实需要创建家庭友好和性别平等的工作和社会环境。     

劳动法执行中的“次标准”——基于2006-2010年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对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06-2010年间关于珠三角农民工的三次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劳动法并未能够有效保护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劳动法执行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次标准,即在劳动法规定的强制性劳动标准之外,劳动法的执行过程产生了一个资方、劳动者和政府等相关方基于默契共同遵守的标准。该标准通常低于法定劳动标准,并将违法形塑为常态和长期趋势。次标准是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长期分离的结果,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在于两者分别应对不同的需要,法律文本满足意识形态需要,法律实践则满足现实需要。     

消费者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反应——一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考察

一、问题的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强资本、弱劳工”的趋势,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同时维护世界劳动力市场上普通工人的基本权益成为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公司社会责任和由此产生的生产守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环境和劳工权益的保护。在西方社会,消费者群体和由此而来的消费者运动则构成了公司社会责任和生产守则运动的原动力之一。跨国公司面临来自市民社会、劳工组织的压力,开始关心生产工人的权益,履行社会责任,同时遵照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规定,利用其在“商品链”中的主导地位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生产守则,要求生产他们品…     

“扩展的临床视角”下企业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以广东D厂的新员工为目标群体

在劳资冲突愈发严重的当代中国,作为劳资之间的沟通桥梁,企业社会工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巴尔廓帕尔提出的扩展的临床视角,结合笔者在广东D厂的实习社工经验,从人与环境的双重改变入手,本文构建了面向新员工的企业社会工作干预策略,阐述了社会工作介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本文认为,在员工高流失率困扰越来越多企业的情况下,选取新员工进行企业社工干预的尝试不仅具有可行性,也是社工介入企业领域的新契机。     

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社会转型与个体痛楚——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

潘毅博士的《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Made in China: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一书通过对深圳经济特区一家电子厂年轻女工生活的民族志考察,深入探讨了全球化对于中国农民工日常生活的意义。作者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因、在工厂和城市遭遇的歧视、对剥削的有限的公开抵制和女工的身体痛楚(pain);深入考察了打工妹的身份认同(identity)在现行体制、全球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三重压迫下的形成过程和打工妹的身体呈现。鉴于该书对底层(subaltern)劳工研究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我将从底层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回顾…     

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

目前,针对农民工的各种法律和政策保护越来越完善,但与此同时,农民工,尤其是伤残农民工的处境却依然不利。本文认为造成伤残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悖论的原因在于伤残农民工的维权道路上存在着一个与赋权完全相反的剥权的过程。剥权主要表现为制度运作实践中形成的制度连接机制。本文主要分析了资本和地方权力体系在制度运作实践中形成的去合法性、增大维权成本、对制度的选择性利用和弱化社会支持四种制度连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