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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背景下,如何降低能源消耗量大、碳排放高的工业企业碳强度成为关键。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引导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是推进企业碳强度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研究以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两种典型财税激励政策为切入点,选取2016—2019年中国工业上市公司的1 461个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面板模型,对财税激励政策的碳强度治理机制展开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财税激励政策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企业碳强度,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碳强度治理效应;对两种财税激励政策组合效果检验表明,二者在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互补作用;从宏微观结合的路径研究需要出发检验高管政治关联影响作用发现,高管政治关联削弱财税激励政策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行业异质性分析表明,两种财税激励政策对高科技行业碳强度降低作用更强,对高碳行业碳强度影响作用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工业企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降低碳强度具有重要意义,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实现路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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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环境规制为切入点,利用我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2016—2019年801个样本观测值,研究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能源强度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能源强度并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效率,支持了“波特假说”;技术创新投入与技术创新效率在环境规制降低企业能源强度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效率中介效应占比更高,发挥主导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能够更好地响应环境规制并降低能源强度;高碳排放企业相较于低碳排放企业面临的环境规制压力更大,能更好地降低能源强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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