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非偶然事件论辨

现存原始资料并不能证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转向是偶然事件的结果.相关原始资料中,只有维尔阿杜安的《君士坦丁堡征服记》主张“偶然事件论”,其余的或者主张阴谋论,或者反映了阴谋的存在,或者谴责威尼斯人.但维尔阿杜安的记载并不可靠,他写作的时候西方正在质疑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合法性,为了替自己和十字军首领们辩护,他写了回忆录,设法隐藏事实真相,把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转向解释成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奎勒尔等现代学者依据维尔阿杜安的记载,辩护“偶然事件论”,他们的观点也没有说服力.     

御驾亲征为何败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尊,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力,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致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     

国民革命的话语与实践——东征前后的潮梅社会(1925-1927)

1925-1927年间,东征军在潮梅地区建立政权,以"打倒列强、除军阀"、"发动工农"等革命话语开展施政;工人、农民、警察、地主等利益群体也运用同一套话语,赋予已方行动以革命性,激化地方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如何既不违背革命宗旨又能维持社会秩序,革命政权常处于破立之间的两难境地,而又不得不在"革命"与"秩序"之间做出抉择。作为一个个案,东征前后的潮梅社会彰显了国民革命更复杂的面相。     

论“新十字军东征”

<正>"新十字军东征",是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9·11"事件发生后,于2001年9月18日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其打出的一面"反恐战争"旗帜。这就难免使人想起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使人不能     

毌丘俭纪功碑文补遗——以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为中心考察

王国维<魏毌邱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一文,对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作了精深考证,为东北边疆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文本.从肃慎、沃沮、勿吉族形成发展的过程,魏毌丘俭纪功碑文中的"肃慎南界"在魏晋时期与"北沃沮南界"相符;彼时之玄菟郡治已迁至今辽宁省抚顺劳动公园古城;"小辽水"为今"浑河",但"魏志之沸流水"当在今富尔江.从<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中所记慕容廆祖父木延事迹来看,在魏毌丘俭纪功碑文"威寇将军都亭侯"之后所缺的将领之名当为"木延".     

论十字军东征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作用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 ,是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新生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求的反映 ,是天主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削弱的结果 ,也是世俗文化长期积聚的结果 ,而这一切因素的形成都与十字军东征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十字军东征促进了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教会权威的削弱和世俗文化的兴起 ,无疑对西欧社会结构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问世间名为何物

旧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了挨刀,一死。人出了名,也一死,烦死。其实,这些都是出了"名"、成了功、有了金钱、有了身价的人的小牢骚。没出名的人会说:不信!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站着说话不腰疼。乡下人说,肥猪哼哼,瘦猪也哼哼;肥猪哼哼挨刀,瘦猪哼哼挨饿。管肥管瘦到头都是一刀,与其饿瘦还不如先撑肥了再说。比起名人的烦恼来,未出名的人的烦恼大约要强烈一千倍,甚至一万倍。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电视台,都为想出名的人     

陈奇涵:赣南农运一面旗

正(一)陈奇涵,字圣涯,兴国县潋江镇坝南村人,1897年出生。1916年,他从赣州省立四中毕业,随后回乡办学,以"君子忧道不忧贫"为宗旨,创建"忧道学校",免费招收平民子弟,走"教育救国"之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奇涵南下广东,投笔从戎,考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1920年转入护国军第二讲武堂。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北伐及     

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兵力新探

七世纪初,隋炀帝曾三次亲征高句丽。中、日、韩三国史料对隋炀帝第一次亲征高句丽兵力的记载相差悬殊,人们常按中国史料的记载,认为是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但事实上参与东征的隋军不过八十余万,实际进攻高句丽的隋朝陆军则只有三十万五千。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