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广东、建立经济特区的好领导——忆习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时的一些往事

正习仲勋同志于1978年4月3日至1980年底在广东工作的日子里,因为工作关系,我和他有过许多接触,记忆犹新。我时任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较多时间协助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王焕同志工作。而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有关经济工作方面的事,往往都批给王焕同志去做。特别是时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     

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早在主政浙江时期,习近平同志就提出,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必须树立党章权威、严格党的纪律,必须树立和努力践行"八种良好风气"。在实践中,坚持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龙头,创新和完善反腐败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有乱必治",率先探索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实践,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回顾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期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思想与实践,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并紧紧抓住不放的重大任务。     

主政一方的“70后”们

廖飞的经历，代表了年轻的“70后”正厅级实职官员的另一个成长起点：拥有高学历以及在专业技术领域的实践经验。     

省部级高官爱“跨界”

此番人事变动中,省部级高官跨界调动成为看点,各省之间、政界与商界之间、政界与学界之间的交流互动都有所加强。跨界任职郭声琨在任广西省委书记前是一名拥有10多年国企经验的高管,后来商而优则仕,主政广西。从国企到地方一把手再到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的反日行动

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国难家仇系于一身,反日思想极为浓烈,先后在东北推行了一系列反日政策,并付诸实施。如摆脱日本羁绊毅然“易帜”;推行“Q型计划”包围满铁;实施反日教育等等。     

县域主政官员个体特征、成长轨迹与腐败的关联性研究——基于近20年的150个腐败案例

文章基于县域的特殊情境，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架构，重塑县域分析框架，探寻县域主政官员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梳理150个县域主政官员腐败案例，形成落马县域官员完备的变量体系，进而深入探究县委书记、县长腐败的内在机理。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个体特征上，官员的学历、资历与腐败金额具有正相关性，部分有家庭成员参与腐败的官员更容易产生严重的腐败；落马方式中，中央巡视组监督效果大于纪委查处及群众监督，省委巡视组监督效果相对最弱；任职经历中，腐败金额与“贫困县”“秘书”经历无显著的线性关系，但与“教师”经历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腐败金额与任职时长无显著的线性关系。     

加强领导干部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

“执政能力建设”是十六大报告在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述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论断,是党为履行职责、强化效率、保障地位而进行构造、创新的系统行为过程。我们党是执政党,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基本要素,是党的各项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党的执政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实施者。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加强领导干部的主政、行政能     

无惧：胡耀邦主政中组部

中组部老干支部与郭玉峰进行斗争 1976年10月6日晚，万恶的“四人帮”终于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及其蛊毒已深深渗透到社会肌体中，“两个凡是”，成了绊脚绳，阻碍着全国人民揭、批、查“四人帮”及其余孽，以及彻底否定“文革”。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探究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干部队伍现状为依据,围绕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组织、制度等内容,从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和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创性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和实践,为当今新形势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工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与西南地区保密工作建设

学习、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的保密工作思想和保密工作建设,不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的保密工作建设具有启迪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保密工作情况基本上都是"形势不容乐观"。邓小平主政西南时,西南地区加强保密工作、健全和完善保密制度及法规的实践,丰富了邓小平的保密工作思想,改变了西南地区保密形势严峻的基本状况,保证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建设比较顺利地进行,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为保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纯洁性,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