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市制模式的经验借鉴——兼论我国的设市制度

正市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①。一般来看,广义的市制是指城市的管理体制,包括城市的行政组织结构、职能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狭义的市制则是指城市的建制制度,也可以称之为城市的行政区划体制。本文的研究视角,主要着眼于狭义的市制范畴。从本义来看,"市"可以看作是"城市"的缩略语,无论是"城"还是"市",均和人口高度聚集和非农业经济高度发育的地区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符合上述特征的行政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城市型政区"。     

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

澳门,面积平均每平方公里近2万人,比日本东京的人口密度还要高。在澳门人口最密的花王堂区,每平方公里的人口超过10万人。另外,澳门每年还要接待近800万人次的外地游客,所以这里的人显得格外多。澳门的人口密度高居世界榜首,被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之中。     

城市高密度人口分布下的社区建设——以广州荔湾区为例

以广州荔湾区“六普”资料为根据，就人口高密度分布与社区建设的关系进行梳理与探讨。荔湾区“六普”数据显示，城区人口密度过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的主要因素，给居民生命安全、公共生活质量与日常生活便利性带来负面效应。科学化与人性化人口密度干预是治理高密度人口问题的理性策略，如“跳出”社区视野，在城市“一盘棋”中均衡人口布局，在社区建设中，通过社区更新改造，增强人口承载能力，通过建构便利舒适人居环境，提升社区生活质量。     

城市人口密度、国内市场规模与就业增长

我国经济“高增长、低就业”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贸易成本过高，国内市场规模较少。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行政干预，顺应市场要求，促进人口在空间上的适度集中，提高人口密度，提高消费效率，扩大市场规模。应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完善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提高要素流动能力等。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省际差异——沿海地区12省(区、市)城市居民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全面揭示我国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地区差异以及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导入能够反映居民基本生存环境效应所得和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的有关统计指标测定省际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差距.实证结果显示,沿海12省(区、市)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明显,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生活在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居民享受了最高的幸福指数,这主要源于其经济所得较高;而沿海其他省份(如福建、广西等)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虽远低于三大经济圈,但这些省份居民的基本生存环境效用所得以及公共福祉环境效用所得较高,且人口密度适当,人均享有的公共资源较为充裕,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与三大经济圈居民之间幸福指数的差距.相对于经济所得的差距拉大效应,公共福祉环境和基本生存环境起到了缩减省际城市居民幸福指数差距的作用.     

卢氏鸡毛飞上天

卢氏县名的由来 芳菲四月天,坐在北京去洛阳的高铁上,一路西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春色:红了,绿了,近了,远了……此行的目的地是卢氏县,一个心仪已久的城郭. 卢氏县地处河南省西南,与陕西省的洛南、丹凤、商南接壤,横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三大山脉,以熊耳山为界,南为长江流域,北为黄河流域.全县8镇11乡,353个行政村, 37万人口,总面积4004平方公里,是全省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平均海拔最高的深山区贫困县、革命老区县.1934年红25军征战中血沃中原,并在伏牛山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     

构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新机制

江苏是人口大省,人口基数大、人口密度高、流动人口多,全省常住人口7676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48人,流动人口1469．8万人,人口计生工作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推进综合改革,探索建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体制机制,推动人口计生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