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 ,其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帮助性质 ,主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这种界定不仅有利于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 ,也有利于打消认为律师介入侦查将带来太多负效应的顾虑。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其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帮助性质，主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这种界定不仅有利于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也有利于打消认为律师介入侦查将带来太多负效应的顾虑。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论秘密拘留制度的改进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秘密拘留浮出水面,由此引发了争议。由于我国的秘密拘留制度自身存在较多缺陷,目前受制于诸多因素,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对秘密拘留制度加以改革与完善,主要思路是:秘密拘留的适用必须坚持相称性与必要性原则;建议将"不通知家属"的批准权移交人民检察院行使;严格限缩"不通知被秘密拘留人家属"的期间;拓展通知被秘密拘留人家属的内容;绝对禁止私设法外秘密拘留场所;改革错误秘密拘留赔偿制度;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秘密拘留的控制和监督。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应对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一个跨越式发展,其修改内容对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分析解读,提出了新刑事诉讼法视阈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具体应对之策,以期能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检察机关提供积极有效的措施,沉着应对新的挑战。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我国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

目前,伴随着律师辩护由实体向程序、由审判向审前介入的转变,律师在侦查讯问中在场制度的建立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课题。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制度的建立,充分赋予了律师的辩护权,不但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能够弥补侦查讯问中存在的不足。     

有限理性指导下的过渡性制度构建——社会转型背景下侦查程序完善的整体设想

目前理论界对侦查程序的研究理性化色彩过重，学者们多对不同的刑事诉讼模式进行静态比较，得出何种模式相对优劣的结论，从而进行制度构建。这虽然有利于目标模式的选择，但不利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宏观背景出发，以这一特定时期所存在的对侦查机关完成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双重使命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为切入点，进行系统审视，提出有限理性的理念，并以此为指导进行过渡性制度设计。     

浅析我国涉外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难点及完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我国近几年的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也呈增长趋势，公安机关所面临的涉外经济犯罪侦查形势也越来越严峻，然而，公安机关涉外经济犯罪侦查的经验的缺乏，侦查方法的落后、侦查机构的不配套等问题逐步显现，加之侦查面临地域跨度大、案件涉及面广的问题，致使涉外经济犯罪的侦查工作不尽如人意。本文拟就我国涉外经济犯罪侦查措施的问题谈点看法。     

反恐背景下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侦查取证程序的改革进路——基于安全与自由价值关系之间的消长博弈与动态平衡

依法惩治恐怖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之重要任务。基于安全在法律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恐怖主义犯罪之特点,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在调查取证、人身羁押、权利救济以及特别侦查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足和问题。为强化反恐防恐之力度,强固人权自由之保障,我国应在深刻反思自身问题病灶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国反恐侦查程序成熟经验,遵循国际人权法之要求,构建起具有本土适应性的反恐侦查取证程序,实现有效反恐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