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定价管制与交易剩余——2010年审计定价管制失效的自然实验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新形势下,厘清审计市场交易——监管机制,完善审计服务市场尤为必要。借由2010 年审计定价管制政策失效的自然实验,本文通过嵌入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得到审计双方的定价交易剩余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解析价格管制与交易定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定价管制失效的原因不在于规制俘获,而在于价格管制与当前的市场效率不匹配。下限管制尽管能够提高审计师剩余,但同时会放大交易定价风险,增加剩余的错配,扰乱交易秩序。上限管制则进一步固化市场的低价竞争。进一步研究发现审计师剩余与盈余质量显著相关,2014年的放开定价管制政策提高了审计师剩余。研究厘清了审计市场交易机制,有利于未来研究审计交易机制的微观影响及与盈余质量的关联,为在新时代把握审计市场交易——监管规律、培育自发良性交易的审计市场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银行业规制性进入壁垒研究

银行业规制性进入壁垒是影响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银行机构市场行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我国银行业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对银行业进入规制进行改革,降低规制性进入壁垒,确保银行业进入规制的科学与适度,是进一步深化我国银行业改革,提高银行业整体绩效的必由之路。     

亿美：“卖3次”俘获IDG

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再地获得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的厚爱很多创业型企业都急需风险投资,却往往得不到风险投资家的青睐。然而,北京一家名叫“亿美软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以下简称“亿美”),却一再地获得了著名风险投资机构IDG的厚爱。继2004年“亿美软通”获得了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下称“IDG创投”)1200万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后,2005年春,IDG创投主动提出,准备大规模地增资。是什么样的法宝,使“亿美软通”获得了著名风险投资机构的垂青呢?     

朱棣文：爱上清洁能源

朱棣文到底有多牛？39岁成为斯坦福大学第一位华裔教授；49岁因发明了“激光冷却和俘获原子的方法”获诺贝尔物理学奖；56岁被任命为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60岁获得奥巴马总统提名出任美国第12任能源部长，到2013年卸任，是能源部成立以来任期最长的部长……     

乡贤能人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效应分析与问题规避——基于乌兰察布市和兴安盟的田野调查

我国全面脱贫任务完成后,如何依托乡村振兴战略接续推动长效减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理论探究的焦点问题。通过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和兴安盟依托乡贤能人带动农牧民生计提升案例的分析发现,面对惠农政策和资金下沉过程中的政府行政成本高、目标契合度低、村民自主能动性差、外来企业重利淡情等问题,实施乡贤能人带贫治村,释放能人效应成为乡土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适应性选择。但是,能人治村可能并行“精英俘获”现象,导致资源获得的“马太效应”,精英俘获与能人效应存在着二律背反困境。基于此,应通过夯实多元利益联结的治村格局,完善系统精准的监督评估体系,重塑公开公平的资源配置机制,激发有序参与的主体意识,提高国家自主性、再造地方公共性、激发农民主体性,破解能人治村治贫的实践困局,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利益集团可能引发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由于利益集团内在的利益冲动决定了他们必然要通过对政府施加影响实现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甚至有些强势利益集团在某些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有可能"俘获"政府,使政府决策具有明显的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导向和偏向。在分析其对实际影响趋势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国改革将面临着一个政府与利益集团的制衡与再发展的问题。     

政府俘获理论的比较分析——芝加哥学派与弗吉尼亚学派

芝加哥学派和弗吉尼亚学派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个重要学派,它们都从经济学角度对规制领域中的政府俘获问题(或利益集团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规制机构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观点。但是,二者在理论假设、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竞争影响、租金耗散等问题上观点迥异,从而形成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俘获理论研究上的不同派别。     

和谐社会不能承受之重——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平正义,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进行,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府公共政策。无论何种特殊利益集团,都有权力行走的印迹。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需要重振公共行政的精神,采取多项举措抵制和治理特殊利益集团,使社会处于和谐状态。     

中国加强对南海监视

匹兹堡交响乐团首席小号演奏家卡巴雷罗在乐团上月的亚洲之旅中抽空给上海音乐学院学生授课。“我在很多地方教过课，这是我见过的最棒的班级。不论从技术还是从能力上讲，他们都很出色。”     

村庄视角的扶贫项目目标偏离与“内卷化”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村庄为基本单位的扶贫工作使得其与乡村治理发生了密切的关联,村庄视角下微观层次的扶贫工作分析不仅关注扶贫工作的内容与机制,更看重扶贫工作所要对接的乡村社会的变迁。村庄内的社会关系结构、权力结构、社会分化和信息传递、精英俘获、村干部自利性的需求、集体行动的缺乏等都成为扶贫工作目标发生偏离的重要原因。扶贫项目目标偏离带来的结果是扶贫工作的内卷化,扶贫工作的内卷化不仅影响扶贫项目的公益性和合法性,也会导致贫困者对政府信任度的降低,更可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变大以及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再产生。而要扭转这种不良的局面,不仅需要我们变革扶贫工作的宏观结构,消除不利于贫困者的门槛和制度,同时也要更多关注扶贫与乡土社会的互动,将乡土社会的特征、农民分化的客观现实、贫困者心理的脆弱和集体行动的培育纳入扶贫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