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庄子孝道研究

庄子敏锐地观察到世俗孝道存在着虚伪性及其标准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人们的成见即人为的结果。他反对这种人为的世俗孝道,提倡一种不带任何成见的至真至诚的孝道观。庄子的孝道的道德境界分为"敬""爱""忘亲""使亲忘我""兼忘天下""使天下兼忘我"六种境界。他认为这种孝道观的道德境界高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世俗的孝道观,并且最终与"道"、"德"相合。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融合——以藏族古代儒家教育为中心

基于藏汉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民族生理学意义上的亲缘以及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通过多元渠道,尤其是儒家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传播到藏族地区,不仅改变了藏族社会的风貌,也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