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汉代法政体制述论

汉代法政体制伴随廷尉的设置而逐渐形成.廷尉是汉代最高司法机关,但并非唯一有司法审判权的机关,丞相、御史、尚书等行政长官亦兼理司法.汉代所创制的疑狱谳报、录囚、杂治(议)、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制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坚守与务实:评严嵩任礼部尚书期间对明朝周边事务的应对

严嵩入内阁之前,曾担任礼部尚书达六年之久。他主持处理国家礼仪典制诸务,颇得认可,其主要政务保留在他的《南宫奏议》一书中。在处理周边事务时,他既能坚守明朝一贯的以"华夷之辨"和"天下一家"为宗旨的朝贡贸易原则,又能务实灵活地处理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其积极贡献与嘉靖后期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和弄权乱政等的恶劣影响大不相同。因此,对严嵩的贡献和历史评价,分时间和事务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更显客观。     

崇祯帝亡国亡身与其用人上的性格缺陷

正公元1644年3月19日,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怀着无限的遗恨,在京城煤山的一棵歪脖树上自缢,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自此覆灭。崇祯帝并不是那种骄奢淫逸、荒淫无道之君,登基之初,面对危机四伏、弊病丛生的政治乱局,他忧心忡忡,殷切地寻求治国良方,渴望扫除朝廷多年积弊。为此,他勤于政务、一生操劳,宵衣旰食、     

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     

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

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石经刊立时《尚书》写本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