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英汉互译中的音义对应及其可译性限度

声音、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在翻译时力求音义对应是实现等效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英汉语音在结构、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也使音义对应有一定的限度.     

从限度论看规则道德建设的绝对重要性

2 0世纪对 2 1世纪的潜在性塑造 ,集中表现人的生存的实利主义化。实利主义泛滥是与”哲学的终结”相呼应的 :哲学孕育和滋养了实利主义的普世化 ,实利主义又反过来把哲学逼向了自我终结的边缘状态。人类哲学之最终倒向实利主义的怀抱并成为实利主义的牺牲品 ,在于哲学自身的无限度性。从终极意义讲 ,无限度论哲学思想促进了实利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道德方向。要使人类重归道德生活的道路 ,必须在无限度论哲学终结之处重建限度论哲学思想 ,并以此为精神基础 ,创建起促进人类普遍地道德生活的规则道德。致力于规则道德建设道路的开辟 ,则是 2 1世纪人类普世性公正伦理全面探索的开始。     

刑罚适用根据的反思--析报应论与预防论

对传统的报应论和预防论做了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辩和批判,试图追求正义与效益两大法律价值在刑罚适用中的最大体现.在正义与效益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当优先考虑正义这一法律题中应有之义.     

论商代的法律制度

本文根据现存的零星文献和甲骨文卜辞，通过对商代的主要法典─—汤刑及商代法律的特点、商代刑法中的主要罪名和刑名的分析研究，全面探讨了商代的立法、法律的内容及其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社区服务能否成为刑罚手段——“社会服务令”专家谈

新闻背景2002年10月16日,香港西区法院判定,香港艺员谢霆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不用监禁,同时警员刘志伟被判6个月徒刑。谢霆锋的律师表示,谢霆锋患有哮喘,不适宜判入劳教中心。经过此事,谢霆锋已经深感懊悔,而且在这件事中已得到教训,愿意以后奉公守法,并通过社会服务作为补偿。裁判官判案时说,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严重,但本案相比同类案件,罪行较轻微;案件本来只涉及普通交通意外,但因涉及“顶包”要判处入狱,由于谢霆锋已被押监房两周,所以判他做240小时社会服务。新浪网对此评论说:有法律常识的明眼人都会知道这个判决是多么轻,轻得超过了在此案宣判前所有法律专家关于判决结果的种种假设……社会服务240小时算什么?跟“无罪释放”真的有本质区别吗?如果有一点点区别,那也只是在形式上前者判定罪名成立而已。     

论刑法的正当性

刑法学界关于刑法正当性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比较流行的观点 ,即报应正当论、预防正当论和报应与预防一体正当论。这三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弱点。国家刑罚权的发动包括刑法规范的创制和刑法规范的适用 ,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尊重和保障人类发展 ,这才是刑法的终极正当性所在     

析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之规定

犯罪概念 ,大致上可以分为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及混合概念。我国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是犯罪的混合概念 ,这一混合概念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 ,欠缺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文章就如何更为科学地定义犯罪 ,完善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作了初步探讨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论纲

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既可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也可以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从发展历史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可谓是昙花一现，但它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府学的影响却极其深刻而广泛，但迄今为止，中国这者还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过专门研究，因此，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角度来说，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尤其是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