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使中国历史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从此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便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和特殊内涵,深入分析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相影响的特殊过程,揭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关系,重新审视启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下,凸显启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     

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试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众说纷纭。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情况、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和文化价值多元的统一、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等四个基本原则。     

吕振羽语录

学习历史,依据我个人片面的粗浅的经验,可以分作"约""博""精"三步走。"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知识打基础,选读有关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博"就是扩大知识领域和眼界,不只是要博览经典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而且要博览现代、近代、古代各家的历史著作和史论,博览有关原始资料性的主要书籍和文物,还要阅读其他学科同历史有关的重要著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进化论思潮与唯物史观的传播——近代中国两大思想关系刍议

进化论思想与唯物史观同为近代中国影响广泛的思想。二者的传入时间接近，并且都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随着进化论思想在现代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和质疑，唯物史观早期传播和发展的历程也经历了重新的审视。文章从近代思想史发展的事实出发，重新厘清两种思想的关系，并具体论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否从广义上归结为一种进化论的思想，以及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是否经历了一个向唯物史观转变的历程。     

全球化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社会政治现实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与波兰的比较研究

针对位于欧洲的波兰和位于亚洲的中国这两个特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包括: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被这两个农业国所接受;两国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加以解释、理解、贯彻和应用;在近现代历史中两国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发挥其作为指导思想原则的作用;在遵从本国文化传统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转变其各自的思想和意识;两国间存在哪些异同;从两国的历史和文化经验中分别能够汲取哪些教训等等.重点放在这两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与失败的文化意义上.     

也谈 “反事实、 控制变量和文本”——与刘林平教授商榷

刘林平在《反事实、控制变量和文本———对定性研究的反思》一文中指出，由于没有处理控制变量来解决反事实问题，以“诗性语言”和“个案研究方法”为特征的定性社会学研究存在着“根本性缺陷”。本文则认为，刘文对定性研究的批判意见一方面源于对某些关键概念的模糊界定，另一方面源于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下所导致的循环论证。相对于定量研究来说，定性社会学研究并不具有较低的知识地位。     

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和创始人之一,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多是从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对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倍倍尔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具体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斗争方式与斗争策略问题、以及妇女解放事业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