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

司法公正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的问题,中国古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努力保障司法公正.这些措施主要有:强调证据的运用,强调司法官的责任,通过回避和复审制度来保障司法公正,重视对司法官员的监督。中国古代统治者重视司法公正与儒家的慎刑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社区服务能否成为刑罚手段——“社会服务令”专家谈

新闻背景2002年10月16日,香港西区法院判定,香港艺员谢霆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被判240小时的社会服务令,不用监禁,同时警员刘志伟被判6个月徒刑。谢霆锋的律师表示,谢霆锋患有哮喘,不适宜判入劳教中心。经过此事,谢霆锋已经深感懊悔,而且在这件事中已得到教训,愿意以后奉公守法,并通过社会服务作为补偿。裁判官判案时说,谢霆锋串谋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严重,但本案相比同类案件,罪行较轻微;案件本来只涉及普通交通意外,但因涉及“顶包”要判处入狱,由于谢霆锋已被押监房两周,所以判他做240小时社会服务。新浪网对此评论说:有法律常识的明眼人都会知道这个判决是多么轻,轻得超过了在此案宣判前所有法律专家关于判决结果的种种假设……社会服务240小时算什么?跟“无罪释放”真的有本质区别吗?如果有一点点区别,那也只是在形式上前者判定罪名成立而已。     

法理论证与判决理由

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中 ,无不以追求司法公正与正义为目标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重视审判程序的公开与公正 ,却忽视判决理由的公开与正确 ,使整个司法公正制度存在瑕疵。本文从六个方面 ,论证了判决理由进行法理论证的必要性     

英美法律文化的混合与变异——以"蔑视法庭罪"为分析路径

为了平衡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司法权威之间的冲突,英美国家以"蔑视法庭罪"对妨碍和侵犯司法尊严的行为进行了规制.由于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此"蔑视法庭罪"在两国的实践与制度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说明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法律制度既有融合也有变异.     

一切为了老百姓——记全国模范检察干部、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葛森林

黔江区人民检察院近十年来，通过不懈的努力，各项工作一年上一个台阶；1994年被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荣记一等功；1996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文明接待示范窗口”称号；1998年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命名为“五好”基层院；2000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全国人民满意的检察院”：2001年被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表彰为“先进集体”，并再次荣获“全国文明接待审”，“全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研究

我国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构建包含对程序和实体双重角度的考量。对于程序性排除标准之设定,以实物证据收集行为是否侵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为判断基点;对于实体角度的排除标准之设定,则是以司法公正的实现为目标。不过,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中的对实物证据收集行为可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之界定,表明其侧重于实体公正与惩罚犯罪目的之实现。可以认为,如何平衡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同时在强化可操作性的基础上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乃是未来完善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司法过程中的共情

通过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感受和思考,共情是一种不仅在认知上而且在情感上更好地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共情是公正司法决策得以可能的前提,只有具有相应的情感能力和认知能力,才能真正了解双方的事实争议和诉讼请求,也只有对案情进行共情地理解,才能给出令当事人满意的结果;共情也是公正司法决策的保障,共情可以克服法官的偏见,也可以克服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此同时,共情具有熟悉偏见、此时此地偏见等局限,这些偏见会导致法官决策出现偏差,对此,法官必须诉诸经验和常识,并通过学习机制来缓解或消除熟悉偏见,通过正确的共情方法来缓解或消除此时此地偏见。我国法官的司法共情是比较普遍的,就共情的具体运用来说,我国法官在产生司法共情的同时,能够恪守法律的底线,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河南省新刑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本文就新刑法在河南省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职务犯罪的判定难点,经济犯罪案件操作的难点,惩治单位犯罪的难点以及普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现象,进行了剖析,并从立法、执法、法律意识三个方面分析了成因,就立法缺陷,司法完善,加强监督力度,追求司法公正提出对策研究.     

刑事司法沉默权刍议

沉默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延伸。西方大多数国家在刑事诉讼中采取了沉默权制度,中国目前尚未有关于沉默权的明确规定。我国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加强立法确立沉默权制度,以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