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与教育优先的几点思考——以云南为例

从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出发,通过对现阶段边疆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支持边疆民族地区优先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表明,边疆民族地区要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跳出就经济讲经济的思维局限。只有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力有限,教育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滞后,人才缺乏、科技落后,经济发展缺乏动力支撑的"恶性循环"怪圈,有效破解基层缺乏人才的最大瓶颈,探索走出一条以教育优先发展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内涵、理念与路径

美好生活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又是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价值追求,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坚定把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因此,通过对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厘清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同时,加强对现阶段制约民族地区协调统一发展所存在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明晰建设民族地区美好生活的理念,对于构建民族地区美好生活建设的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人社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发布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16个新职业答记者问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等16个新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同志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问:什么是新职业,如何界定,新职业信息主要包括哪些内容?答:新职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中未收录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已有一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要求的职业。新职业信息主要包括:职业名称、职业定义和主要工作任务等内容。     

思政教育的理论前沿分析——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年度发布(2018)》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因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公众思想观念的突破,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宽,思政教育也迎来了各方面新的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年度发布(2018)》汇总了2018年思政教育理论研究、实践探索、政策管理、教育内容这几个层面的关键议题,探讨了思政教育的规律与变化、教育的机制与评价、教育的环境与质量、教育的载体与方法等相关的内容,形成了对思政教育热点的详尽梳理与深入探讨。本书立足理论前沿、探究研究特点、纵观教育全貌、细品探究细节,在2018年的思政教育热点中,紧跟潮流,不断进行教育内容的创新与教学方法的优化,实现教育水平的稳步提升。     

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发达国家与地区老年人精神关怀体系实践及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物质赡养,精神需求被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在介绍日本、美国、我国香港地区、我国台湾地区老年人精神关怀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致府为主导,依托非盈利组织,发展多样化的养老模式,发扬志愿服务精神,构建我国老年人精神关怀体系.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文章认为我国的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带,由于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没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也没有完备的产业结构,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相比,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政府主导和政策引导是促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外在动力,民族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是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