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回顾与展望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导启动、由相关各国政府自主推动的多国区域合作开发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中、俄、蒙、朝、韩、日六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克服了独特的国际合作模式造成的制度选择困难、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融合困难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阻碍，在交通、旅游、能源、环境、农业、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多领域制度性合作框架，为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组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为疫情所扰而经济活动“内卷”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断增强，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大数据党建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全面到来,大数据党建也越来越成为党建研究的热点.借助SATI等工具对相关文献梳理后发现,当前的大数据党建研究仍存在着基本概念不明确、研究不聚焦、研究理路不清晰、实质性交叉研究不够等问题.未来的大数据党建研究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突破:加强对大数据党建的基本概念和战略意义的深入研究;抓住大数据与党建工作交叉的关键,突破大数据党建的交叉瓶颈;以大数据党建为基础,构建现代党建治理理论体系.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信息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流。教育在深化改革的发展进步中，也需要紧跟时代脚步。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还需要具备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培养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这一要求的提出，给教师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掌握好先进信息技术能力能更好的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如果掌握不好，那么信息的获取和教学工作也将难以开展。基于此，本文特从当前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供参考。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移动支付大数据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效果放缓,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和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勇于担当 努力作为 不断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创新发展

省国资委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关爱教育帮扶青少年健康成长、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工作目标,积极动员“五老”凝聚正能量、传递好声音、传承好传统、树立好榜样,敢于担当,奋勇作为,不断开创全委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     

中西金融大分流的国家信用逻辑

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的18世纪中西经济大分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于此前发生的中西金融大分流.13世纪,当面临相同的财政压力时,无论是南宋政府超发的"会子",还是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债券,理论上都是国家向社会发行的信用凭证,本质上均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以国家信用的逻辑而言,南宋纸币体系极易崩溃的根源是国家信用不足,而威尼斯公债体制的稳定运行得益于国家信用之完善.两者之间国家信用的差异更是影响了后来的中西金融大分流,其主要的历史表现就是,英国在国家信用确立并强化的同时率先完成了金融革命,而明清时期的中国在国家信用依然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注定无法内生出金融革命.由此可见,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只是通往金融革命的不同路径,根本驱动国家实现金融革命与崛起的是保障公债体制或纸币体系稳定运行的国家信用.这一点,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启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