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     

『员外』的来历

员外是员外郎的简称，是一种官职．有“正额之外”增设之意。三国时期魏末最早设置了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初年又设置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南北朝时，又新设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等。到了隋朝，员外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尚书省二十四司内各司次官。唐、宋、辽、金、元、明、清沿隋制，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正副主官，员外已身居显赫之位了．虽名为“员外”．其实在编制定员之内。     

再论唐代尚书省四等官制的执行——以长官、通判官任职情况为中心

四等官制即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共同判署文案,是唐律规定的官府行政运行模式.唐前期,尚书省六部在某些时期,由于长官或通判官缺任,只有三官判案.唐后期,除户部外的五部文案处理情况墓本同于前期.唐代前后期行政运行模式没有实质改变,反映了唐宋变革之际,玄宗以后诸朝对前期制度改革的同时亦有继承.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君权削弱的几个因素

君主专制固然与我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却并非是铁板一块牢不可破的.由于社会存在的多元性的影响,有时君主专制的链条上也会出现某些局部的松动.魏晋南北朝便呈现出一种君权削弱的趋势.本文认为原因在于战乱、尚书省的建成和儒学的衰落.     

唐初行台省浅析

唐初的行台尚书省是金元行省的前身,实际上维持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并未能转化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唐初行台省设置被废除而未转为固定机构的原因有二:第一,行台长官手握重兵。军政合一使地方将领拥兵自重,易于发生叛乱,因此被撤除。第二,唐初六道行台设置目的不同。正常的统治秩序中同一级机构的地位、作用大体相同,但唐初六道中,虽然陕东等道设置目的中包含行政功能,然而显州、东南以及山东道行台的设置却另有原因。     

唐代尚书“八座”会议初探

“八座”会议是唐代中央首脑集体办公共同行使职权的组织形式,执掌朝廷的政务中枢,不仅集体研究中央政府日常较为重大的行政决策事务,还要制作“起请条”、“商量状”以及封建皇帝临时交办的其它决策事务。其决议案经过“八座”连署后,报经皇帝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这样的高层决策会议,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会议管理,工作效率较高,反映了当时行政体制的有效运转与政治稳定。     

房玄龄如何主持大部制改革

李世民启动的大部制改革,机构精简最彻底,由房玄龄主持,整个中央机构官员编制仅为640员,只有隋朝四分之一。房玄龄,唐朝具有远见卓识的名相,协助唐太宗完成了"贞观之治"这一历史大业。房玄龄没有像商鞅、张居正那样大兴变法。他只是默默沿袭着隋朝的科举和三省六部制。房玄龄是属于有政治水平的清流,被称为"房谋"的房玄龄先是担任中书令,起草行政命令方案,后来担任尚书省左仆射。他和杜如晦的     

关于北宋前期的尚书省

北宋前期的尚书省由于历史原因而成闲散机构,有名无实,但其在宋人心目中地位尊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有较大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北宋臣僚为恢复尚书省作出了积极努力,为宋神宗元丰官制改革积累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赵翼"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考辨——兼论金朝中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

金朝尚书省与枢密院的关系,赵翼认为"金中叶以后宰相不与兵事",此说不确.金朝自熙宗至金末,宰相对军事的参与是一直存在的.金朝后期,枢密院独立性明显增强,但未脱离尚书省节制.天兴元年(1232),省院合一,枢密院取消,是金朝后期尚书省与枢密院关系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