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戊戌第七君子”徐致靖(下)

劫后重逢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为劫后余生,终于在杭州重逢,此时离戊戌年已近16个年头。两人目光一对,康即自称小侄,抢先几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两人抱头痛哭。康说杭州当道朱瑞是袁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述论

戊戌时期康有为军事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将军事改革和“振国体”结合起来;举国为兵,以救天下;精兵练兵,以致成强;精器械,以胜强敌;速成海军,以保国防等方面,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值得进行总结     

近代中国运用现代“革命”意义的历史探源——从康有为说起

19世纪80年代后,西方的现代"革命"知识侵入中国。近代国人在格义或运用现代"革命"意义时,总受缚于中西"革命"知识系谱的冲突。康有为围绕着"勤王"、反对"革命排满"、主张"立宪"的主题,积极或消极地运用现代"革命"意义,并使儒家革命不断地与现代"革命"知识系谱融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却失去了近代中国的"革命"领导权。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或立宪派)与革命派联手造成了儒家"革命"的"主体"、"内涵"、"道德标准"、"本质"等方面的现代性转型,为推进近代中国特色的现代"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辛亥革命前后康梁在国内的谋划活动

康有为、梁启超一派是清末政坛的重要力量，在辛亥革命前夕积极谋划开赦党禁，试图回国掌握政治主动权与盘活海外党务，此意图最终反由其政治对手革命党促成。辛亥武昌战事爆发，康梁起初希望利用北军倒政府，同时差遣徐佛苏、麦孟华、蓝公武等党众秘密联络国内有实力的政治力量，后又力图持南北之外的“第三主义”，结果均落空，只得依违袁世凯、黎元洪之间。康梁在辛亥革命时期坐失机宜，其政见分歧又在梁启超回国的时机、策略问题上日益扩大与激烈，这不仅成为康梁政治上分道扬镳的节点，而且对多年经营的海外党务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清末君主立宪思想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宪思想开始兴起,并逐渐走向高潮,成为清末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潮。该时期出现的具有立宪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汤寿潜等。清末出现的立宪思想是伴随着国家危机,资产阶级提出的一种救亡思想,它最终并没有改变清王朝的颓势。     

康有为先秦哲学研究二题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目光投向了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他的先秦诸子研究既是追溯"学术源流"的一部分,又服务于立孔教为国教、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的需要。康有为的这个做法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同时内涵着理论上的逻辑矛盾。     

百年来自然科学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上)

正一、概念:西方舶来语——科学、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些名词概念全部源自西方,并在近代西方蔚为大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讲道:"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著名世界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指出:19世纪结束时,"科学"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但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学革命引发的这种变化还以无数方式直接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