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基于GARCH族模型的葡萄酒投资指数的波动性分析

对葡萄酒投资市场的波动性进行研究,选取伦敦葡萄酒交易所(LIV-EX)发布的样本区间为1988年1月至2013年11月的LIV-EX Fine Wine Investables Index月度数据,对FWI月收益率序列的平稳性、异方差性进行分析和检验。基于GARCH(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族模型来描述FWI的波动集聚性、敏感性及其杠杆效应。结果表明,FWI月收益率序列是平稳的,其指数波动具有高阶ARCH效应,并且具有正向非对称的反杠杆效应,但不存在ARCH in Mean效应。     

税收优惠能否激励风险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风险投资支持初创科技型企业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市场失灵,如何进行政策引导成为关键问题。以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财税〔2017〕38号文)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投资抵扣税收优惠增加风险投资基金对初创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且对有限合伙制基金、投资本地基金、经验丰富基金以及非国有基金的正向作用更大。排除投资价格竞争、新基金设立、新企业创建以及税收套利等替代性解释后,证实投资抵扣税收优惠的影响渠道是提高基金的风险承担。风险投资基金策略更多转向初创科技型企业,说明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显著的定向引导效果。以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财税〔2011〕58号文)为对照,检验不同形式税收优惠的影响,发现整体性直接降低风险投资基金企业所得税率造成基金的初创科技型投资和风险承担下降。研究表明,相对于降低企业所得税率,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更有利于激励风险投资支持创新创业。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湖南湘西自治州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与完善对策

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近年来,湖南湘西土地流转的数量和速度不断增长,呈现出流转形式多样化、流转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相矛盾、流转承包权益低、流转纠纷多、土地流转"非粮化"的问题。要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样流转形式;加强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规范流转程序,严格监管;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并健全农村社保制度。     

杠杆调节、投资转移与脱实向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中国实体投资率呈现下降趋势,宽松政策和杠杆激励都没有显著改善投资状况。本文在杠杆紧缩约束下,从企业投资转移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并使用2007年至2016年A股3000家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杠杆紧缩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实业投资率不仅存在替代效应,在杠杆紧缩状态下,非金融企业更多地会因流动性短缺、规避风险等因素主动选择实体投资转移而提高金融投资率,由此导致非金融企业投资出现"脱实向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