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历史和文化之间艰难地行进

本文从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 ,从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的广大背景中 ,剖析了巴金与文化关系中存在的复杂而深刻的矛盾。本文认为 ,这一矛盾的核心在于巴金对近现代文化的追求和他对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体认之间的冲突。他试图解决中国现代的文化问题 ,但这一努力又受他自身文化禀承的制约 ,这就使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进程中显示出独特的文化品格。     

和谐与冲突──从文化学看中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

本文试图将中西方审美情趣模式化，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两者的巨大差异，解说形成两种模式的深刻原因。作者认为两种审美情趣存在着许多互补性，但从中国艺术发展的背景上来思考，则尤其应注重采摄西方文化中强调冲突的阳刚之气，以滋补我们阴柔中和的审美文化。     

绝望的反抗——论路翎的悲剧意识

路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带有流浪气息的艺术形象,无论是蒋纯祖,还是郭素娥,他们都是孤军奋战,孤独与死亡常相伴随,难逃民族与历史给予他们的重压,生活在个体灵与肉的双重煎熬中。生命个体面对无边无际的时空,他们所做的反抗从开始便已注定失败的结局,但这种绝望的反抗将生命意义彰显出来,使人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从死亡、孤独与绝望三个侧面来分析路翎小说的悲剧色彩。     

品味苦难

唯经历苦难，才称得上是完整的人生。这是哪能贤哲的名言已记不清了。早几年读张贤亮的《绿化树》，最近读《梵高传》，让人震撼心灵的，都是苫难，以及对苦难的抗争。苦难是把刀了，能把人的坯了雕刻得趋于人的完美，更接近于人的奉质。苦难是山痛苫、磨难、艰辛等等煎熬的。它来自于物质，更来自于精神。我们常常品味到的甜，就是苦的回报。     

追求自我解放 寻觅自由人生--劳伦斯笔下的理想女性厄秀拉

劳伦斯笔下的叛逆女性厄秀拉是劳伦斯塑造的最理想的人物.她为人正直,追求真理与不合理的社会进行奋力抗争,虽屡遭失败,仍不放弃追求,最后在大自然和周游世界中获得了自由.厄秀拉的这种追求是作家拯救西方人摆脱精神危机的有价值的尝试.     

“关系圈”稀释“受害者圈”：企业环境污染与村民大多数沉默的乡村逻辑—山东N村个案研究

基于山东N村手套加工厂及其环境影响的调查发现,村落内生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乡村社会分化的叠加效应,是大多数村民面对环境危害而保持沉默的乡村逻辑。乡村作为兼具乡土底色与经济理性的生活共同体,被企业污染建构为具有统合性的整体受害者圈。“同住一个村”的共同体意识形塑大部分村民的环境沉默行为与少数积极分子环境抗争的自我克制,而企业生产建构的获利者群体进一步分化了受害者圈层,村落“双重圈层”互嵌式关系格局阻隔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制止企业污染的底层路径。农村内生污染企业的嵌入属性加深了村落社会分化、侵蚀了农村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更提醒关注农村污染企业的社区嵌入与村民环境行为选择的复杂性关联。     

浅析《古船》中的女性形象

《古船》塑造了一批在动荡历史中沉浮的女性形象,她们是洼狸镇宗法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在男权文化中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她们的命运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她们身上美好的品德却成为苦难洼狸镇最绚丽的一道色彩。     

“政治机会结构”视角下的中国环境运动及其战略选择

从环境政治学的"政治机会结构"视角来说,中国的环境社会组织及其活动精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性"政治机会环境"。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的成功案例和国家制度性渠道的渐趋开放,从理论上说为其展现了比20世纪90年代初宽阔得多的政治成长/参与空间。但在实践层面上,这种"政治机会结构"却呈现为一种似乎难以消化的"政治挑战"。绝大多数民间草根性环保社团(对于大量的政府依赖型环境NGO来说更多只是一种资源渠道拓展问题,不具有太多的社会学/政治学意涵)似乎既不太确信这样一种政治机会环境的真实出现,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因而没有选择主动加入或引领近年来明显增加增强的大众性环境社会抗争或"环境集体抗议事件",而是采取了一种观望甚至"主动划清界限"的心态与立场。结果是,这种战略选择在遭到日益激烈的媒体与社会责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环保组织的"转型迷茫"、"策略窘境"和"合作困境"。     

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何以可能?——以武汉市东湖村小产权房拆迁补偿纠纷为例

关于中国社会抗争的研究文献都隐含了抗争策略合法性这个重要前提,认为重新揭示合法性在抗争研究中的地位将对未来的类似研究有重大启发。以东湖村的小产权房外来户的社会抗争为例,从合法性概念入手,全面还原了无法维权的社会抗争实现的可能进路。研究发现,外来户在法律及情理不予支持的条件下,通过瓦解对方和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双重策略,使一场看似没有合法依据的社会抗争取得了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