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教育、经济与文化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东南大学举行

<正>本刊讯201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东南大学、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东南大学社科处、东南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承办,China&World Economy杂志社合办的"全球化中的教育、经济与文化融合国际研讨会"在东南大学举行。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刘     

殷商甲骨文原初史探讨

该文试图从甲骨文、金文的角度,对殷商的原初史料进行解读。近年来在殷墟以外的周原,陆续发现了原初史的甲骨文新资料,这些实证表明:原本落后的周族始祖,并未延续夏族独自发明的特有的文字系统(迄今考古学未能证实其实际存在),而是继承、使用了敌对的殷商王国的文字——甲骨文。20世纪我国考古学诞生之后,在古文献学传统的记载中,尧舜禹、夏王朝是"文献学存在"的;然而在考古学的意义上,偃师二里头文化仍不能验证"夏王朝"的"考古学存在"即历史真实存在。今后我们还应坚持强调年代测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原初史提供更多的、合乎科学思维的考古数据,作为进一步研讨的坚实基础。该文试图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来解读殷商世系和天干十日的考证。     

『新爾雅』の版本と流布の状況について

《新尔雅》自1903年的第1版出版之后,不足10年内先后5次再版,在当时社会对于外来术语、西洋新概念以及日语外来词等的受容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 ,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 ,权利义务对等 ,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 ,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 ,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昭示后人 :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 ;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 ;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中日经济关系的制度环境与技术基础

中日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支撑这些市场经济体系的生产组织方式与主导产品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前者构成了中日经济关系的制度环境,而后者则是中日经济关系的技术基础。依据产品建构理论分析中日经济关系演变的趋势,尽管在一些产业中两国间的竞争会变得比较明显,但是中日经济关系的制度环境与技术基础决定了今后较长时期内两国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互补而不是直接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两国产业竞争与合作形态的变化有可能降低中日经济关系对中日关系的稳定作用。     

日汉同声传译中常见问题及其对策

由于日汉两种语言所具有的不同特点，给同声传译造成了诸多的困难，影响了同声传译的质量。我们在进行日汉同声传译的时侯，可以采用先听先译、延长或缩短等候时间、预测、弥补、紧跟、切割归纳、调节语速语调语气等对策来解决遇到的困难。     

中日文化差异与日语教学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毗邻,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在语言文字方面两国人民互相学习,相互影响,有不少相同、相似之处。但其中也有一些看似相同,实际上已经出现差异并具有特色的词汇和习俗,弄清这些词汇和习俗差异对我们学习日语和同日本人交流大有益处。尤其是在日语教学中,把这些词汇与习俗的异同及时渗透给学生,把中日文化的对比融入日语语言教学中,既可大大地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交际水平、应用能力。     

日本式经营管理模式的融合与创新——以湖南涉日企业为案例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和现场考察,分析湖南三家涉日企业的企业文化,认为备受指责的日本式经营模式,在被调查企业获得积极评价.其企业的标语、口号作为文化创新的载体,在跨越文化差异和实现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国民党对日派遣占领军问题浅析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派遣占领军问题是在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日政策的影响下提出的,是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使此问题未果而终。这一结局影响中国战后对日处置一些问题的实施,进而影响战后一段时期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