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权益性质

用户提供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营业财产的一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享有营业权.营业权的保护方式更类似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权,在认定第三人获取网络平台的数据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法院基于个案对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上的数据进行保护时可以采取技术控制和协议控制两种方式,但都不应逾越合理的限度.当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权益遭到第三人损害时,如果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当两者之间不存在商业竞争关系,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足以救济受害者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述评与完善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积极回应了当前面临的未成年人法律困境和现实诉求,提出和细化了许多具体举措,尤其是新增了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确立了国家监护制度,体现了重大的进步。在立法关系上,无论是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案,还是与现行的其他涉及未成年保护的相关法律,未保法草案均与之存在着不协调问题。未保法草案的修法思路亟待从“理想化的统领和难以操作的补漏”转向务实性的“重点明晰和问题导向”,亦即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福利法化”并呼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少年法化”。未保法草案的体例布局未能充分体现立法本意和修法初衷,在概念厘清、文本形式、涵盖内容与表达逻辑上均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私营企业女工权益保护论

在私营企业中 ，普遍存在着职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尤其是女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更为普遍，也更 为突出。女工权益受侵害的原因，既有社会大环境方面的，也有企业主方面的，还有女工个 人方面的。制定专门的《私营企业法》，明确劳动契约原则，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 职能，加大新闻机构宣传与监督力度等，是有效保护女工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     

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思考

现行民法监护制度尚不完善 ,尤其是缺乏对监护人未履行监护职责、甚至存在损害被监护人的权益的行为缺乏监督条款。法律的滞后 ,致使权利得不到保障 ,也难以达到确立监护制度的初衷。为此 ,必须解放思想 ,转变思路 ,完善监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查起诉方式的改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特殊性 ,而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对此几乎没有给予适当的关注 ,这不利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不利于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当前 ,一些地方进行的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的改革探索是有益的。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对此充分重视 ,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设立有关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     

浅谈离婚案件中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的物质条件和观念背景下,夫妻双方因感情破裂而不得不面对离婚的现实,这是极为平常的社会现象。近年来,随着离婚案件的居高不下,人民法院受理的涉及未成年人     

第三类人之路

在当下的中国，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1亿多城镇职工；在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对农民医保有了制度安排，已在全面铺开之中。唯有城市里职工群体之外的其它城镇居民——城镇个体工商户、无业人员、职工家属、农民工、未成年人等成了医保制度的“被遗忘的角落”，他们被称为城镇职工和农民之外的“第三类人”——而恰恰这个群体是城市里最脆弱的群体，甚至比农民还要贫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