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从检察长权力的运行看检委会决策机制的完善

检委会是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决策机构,检察长是检察机关的首长,二者既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又互相制约,检察长通过决定议题范围、主导会议进程、行使决定"否决权"等方式影响检委会决策。检察长权力的强势运行阻碍检委会制度作用的发挥。对此,可通过限制检察长的自由裁量权、改进汇报程序、强化主持人程序规则、加强监督制约等措施限制检察长的权力,从而完善检委会的决策机制。     

需求率受推广努力水平影响的新能源汽车租赁系统协调契约

考虑由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组成的二级系统，在需求率为随机且与推广努力水平相关的市场环境下，建立了新能源汽车租赁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分散决策、集中决策、收益共享与成本共担契约下的最优车队配置和推广努力水平，并对三种情形下的最优决策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分散决策情况下无法实现系统协调，通过引入成本共担与收益共享组合契约，当契约参数满足一定条件时，该组合契约模型不仅可以实现系统协调而且可以使系统成员达到帕累托改进。最后通过算例分析，验证了模型了可靠性和有效性。     

严以用权是防止权力失衡的关键

我们基层一些同志,经常在一起议论用权不当而误入歧途的案例。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结果的关键原因,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领导干部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按照规范使用权力,是每个干部的第一道门槛和第一堂必修课。严以用权,严字当头,严字是保持权力不失衡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严以用权的十个要求,即:敬畏权力、慎用权力、为公用权、依法用权、履责用权、务实用权、刚直用权、阳光用权、廉洁用权。     

浅谈民营景区岗位管理中的人员配置问题

本文通过研究，分析了民营4A级景区人员岗位设置的框架，提出实现景区管理人员有效配置的方案，对于促进景区的发展，实现人力资源有效管理具有积极的意义。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中国政府推进老龄事业发展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8)的内容分析

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代表着政府对特定事务的关注,政府决策行为的关键取决于政府将注意力聚焦于何处。对1978—201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对老龄事业的注意力配置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受到情境结构、政府理念及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政府对老龄事业具体事务的注意力配置亦存在结构性非均衡问题。政府应持续提高有关老龄事业的注意力总体配置水平,优化老龄事业具体事务的注意力配置结构,加快养老体系建设,打破养老保险、养老服务、老年医疗健康等存在的"碎片化"状态,推动老龄事业的整合发展。为减少政府注意力的波动,应加快我国《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