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

围绕中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提出了一个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整体治理模式，即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国家为核心，在一定时期和内外环境约束下，通过减排和增汇路径，对中国境内由人类活动造成的CO2排放与人为CO2吸收量之间关系进行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其内部由宏观、中观和微观三层结构组成，每层结构各不相同。多阶段混合主导型碳中和实现模式的提出，拓展和完善了气候变化整体治理理论，为气候变化治理提供了机制借鉴。     

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政策支持体系——亚太区域示范林项目中国临安示范林实践

运用参与性诊断(即PRRA)方法对临安示范林地区的森林经营主要政策进行了诊断分析,找出了现行政策存在的问题,如:政策环境欠佳,产权政策不到位,税费政策不合理,林业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脱节,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欠规范、不合理等.同时,运用参与性设计的方法对若干主要政策进行专项设计,并在此基础上,从优化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政策环境和规范政策系统运行两方面入手,提出一套科学、合理和有效的适合当地水平的森林可持续经营综合设计方案,以促进示范林网络的发展.     

森林旅游业实施绿色营销的研究

深刻分析了传统市场营销策略对森林旅游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阐述了森林旅游业实施绿色营销的基本原则 ,并提出相应的实施对策。这些对策主要包括努力塑造绿色企业形象 ,建立新型的绿色管理模式 ,大力开发森林旅游绿色产品和生态道德建设     

陶渊明的诗化人格

作家的人格是其作品风格的内在因素 ,往往决定着其作品的风格。我们在研究作品风格的时候 ,不能不关注作家的人格。只有对作家的人格进行全面深入的审视 ,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作品的风格。探讨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及其特征 ,是深入研究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至关重要的途径。从陶渊明的作品中 ,从他的言行中 ,我们可以领悟到他的情趣和胸襟 ,领悟到一种具体的人格。陶渊明自然率真平和旷达的个性特征构筑了他的诗化人格 ,即未经世俗异化的高尚贞洁的人格。这种人格的内在思想根源是自然化迁的宇宙观和委运自然的人生观。这种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是他任真自得和固穷守节的行为方式。他的作品中常见的酒与菊、孤松、孤云与归鸟等艺术形象组成了陶渊明诗化人格的象征系列     

"委心"与"委运"——论陶渊明的存在方式

阐述陶渊明存在方式的特征--"委心"与"委运",即一切听凭造化因任自然,率性而动了无矫饰,任情而行不待安排,任其真性流行,还人生以自在.能"委心"且能"委运"就做到了"任真","任真"是其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同时完成,并因之使他成为一个本真存在的人.     

城市森林效益与可持续性研究展望

正确认识城市森林的功能和效益 ,探索不同管理措施对城市森林效益的影响 ,对实现城市森林的可持续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综述了城市森林对生态环境和生态过程产生的影响及生态和社会效益 ;分析了城市森林可持续性的内涵及特征 ;对城市森林可持续性模式及评价标准、城市森林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分析。在分析目前我国城市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出城市森林是构建城市绿色空间的主体。建设可持续城市森林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西部地区虽然经济欠发达,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一方面西部地区是我国的重要能源基地,也是长江、澜沧江、黄河、黑河、珠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和主要集水区;另一方面,西部地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我国许多珍稀野生动植物的主要栖息地。因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发     

周总理视察地运所村

初冬的一天，我来到辽宁省铁岭市龙山乡地运所村。在于洪秋家，他深情地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建设森林墓园推动葬式创新

我国的殡葬改革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面对我国老龄社会的到来,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我国的殡葬业仍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好地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使整个社会处于和谐状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学工作者,特别是广东的一批专家学者对殡葬改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提出殡葬改革“民族化、社会化、市场化、法规化”的方向。不久前,由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广东省社会学学会殡葬改革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和《中国殡葬》杂志社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殡葬业和谐发展首届高级论坛”在广州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深化殡葬改革,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本刊在此发表这次论坛部份文章的主要观点,形成这一组笔谈,以期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以推动殡葬改革的深化。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