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族志基于研究者身份的伦理关系

民族志一度是研究者专业生产他者知识的手段与途径,但在反思传统与顺应新潮流——互联网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一直以来研究者自己也是民族志的研究对象,互联网兴起之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网络时代的到来促使研究者的身份发生了显著转变:由自己是主体,被研究者是他者,转变为双方是平等的交互主体;由认识主体转变为实践主体;由主动的实践者转变为静默的潜伏者等.网络民族志中研究者身份的变化,为新的研究伦理关系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既是学术研究的手段,也是学术研究的目的.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如何作为:来自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启示

聚焦人类学者在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学科研究中应该有何作为这一议题,通过借鉴来自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民族志洞见和研究经验,为当下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危机中所进行的田野观察和分析,以期获得灵感和启示,并探索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研究策略和方法。     

百年进化论与考古学

人类社会是循着一定的规律进化发展的,考古学要探索这一规律就必须在进化观的指导思想下科学、全面地进行研究工作.文章概述了近代以来考古学的产生、发展与古典进化论和新进化论的密切关系,分析了进化论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前提之一是如何在方法论和实际应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并介绍了利用民族志资料为考古学理论提供论据的若干途径.     

小说化:民族志书写的一种可能性

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族谱、村史与民族史——以丰台沟村为个案的村庄志文本分析

祁连山南北麓地区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在古代，许多业已消逝的民族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与汇聚并融合。本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获辅以口述史的资料，推演出村庄志文本分析的典范。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     

灾害的表象与灾害民族志

灾害即便完全是自然灾害也会由于其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使其表象呈现出复杂的样态,自然也使得社会科学难以对其作出相应的概念界定。自然灾造害所成的物理条件及化学条件的改变,又会在其他时候引发另外的灾害,如火山与泥石流、地震与泥石流。这又使得灾害在双重属性之外,又拥有了具有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的重层结构。毫无疑问,灾害概念及表象因而更为复杂化。因此,首先需要对充满复杂性及多元性的灾难的表象进行重新梳理,寻找灾难民族志的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方能完成灾难民族志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