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时期的法币在新疆

为防止法币冲击新疆金融市场，法币未直接在新疆流通使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盛世才开始一步步投向蒋介石国民政府。在金融方面的表现则是允许法币在新疆流通使用。法币在新疆的地位发生变化的原因有：随着盛世才政治态度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为了减少民众的损失，新疆省政府采取了确定汇兑率；新疆省政府严格控制法币的流通范围。     

"马寅初面斥孔祥熙"辨析

潘伦在<马寅初先生面斥孔祥熙纪实>这篇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在1939年秋中国经济学社年会上,马寅初当面斥责孔祥熙的史迹.此文被众多著述家作为信史加以引用,在有关马寅初、孔祥熙等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笔者经过细致考证,证实了历史上并无"马寅初面斥孔祥熙"之事件.     

法币发行制度与通货膨胀

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究其原因 ,这与法币发行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1935～ 1937年 ,国民政府建立了相对合理的法币发行制度 ,法币的发行量也基本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但在 1937年后 ,国民政府修改了法币发行制度 ,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于是通货膨胀逐步发展 ,以至滑入恶性的深渊     

1935年币制改革对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

法币改革不仅是中国货币形式上的一种进步,而且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为战前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刺激了农工商业和外贸业的发展,增强了国力,完成了对日作战的准备,在抗日战争中起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就与其成功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改革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创设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利益诱导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银钱业公会为主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人脉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并配合政府实行行业动员。法币改革过程中,各动员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法币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有效的社会动员推动了法币改革的进程,提升了国民政府的执政合法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法币改革中的社会动员,增强了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     

蒋介石与1935年法币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1928年之后,作为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决策者和最高军事长官,蒋介石全力支持中央银行的成立运作及钞票的发行流通,支持对于普通商业银行的准入和货币发行进行监管.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之后,蒋介石主张加强管理和银行统一货币发行,在1934年的白银风潮之前,与孔祥熙规划币制的统一和金融整理.1935年1月,蒋介石经与孔祥熙等密商,确定要实施"统一币制".1935年3月底,对中交两行实施增资改组之后,蒋介石非常关注时局发展对货币金融领域可能带来的冲击,屡次催促加快实施币制改革.1935年11月法币实施后,蒋介石直接出面令饬地方军政当局遵守与配合,同时注意协调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在两者之间求得基本平衡.蒋介石对于政府中主持财政金融行政事务的主官基本上是信任并且支持的.蒋介石对于法币政策的及时颁行和取得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决定性作用.     

江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与曹树基教授等讨论

押金是佃农交纳的地租保证金,退押运动是1950—1951年新区开展的地主退还押金的运动。曹树基教授以四川江津县档案为中心,是首位细致研究退押运动的学者。笔者深受其启发,但基本认识又与之相悖:从背景看,退押运动的发起与1940年后押租制下佃农的经济损害直接相关,跳过这一时段去争论1940年前押租制对佃农的利弊是走向了论证偏歧;从目的看,退押运动和支持人民币信用以及增加农业税收入几无关联,并非政府为充盈财政而设计的图谋,而是中共在前土改时期打击地主、启发农民"觉悟"的决策体现。     

且得且失：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中的交通银行

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货币与发行。1933年废两改元与1935年法币改革使中国初步实现币制统一与发行集中。交通银行作为具有发行特权的银行业航母,币制改革不仅直接关涉其本身的利益,其支持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币改的进程。而交通银行地位的逐步下落,不一定是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本意,却是币制改革不可避免的结果。     

论中国的法币改革

30年代西方国家由于通货紧缩而发生了经济危机 ,诱发了国际银价的剧烈波动。美国白银政策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 ,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甚至撼动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改革 ,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 ,标志着中国货币由贵金属货币本位向纸币制度的转变 ,消除了通货紧缩 ,提高了法币的国际信誉 ,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环境。法币改革经验对于当今中国反通货紧缩以及经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战后伪中储券兑换决策的制定经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复员的过程中,就中央储备银行券("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制定了极不合理的方案。再加上有些接收大员从中舞弊,多地物价因此大幅飙升,沦陷区的民众在经济上遭到了新的剥夺,民怨更加激烈。制定战后一系列接收复员政策的诸多失误,也与抗战中后期大后方蔓延孳生的腐败行径密切相关,并直接动摇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