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美德

科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科学实践的美德态度.如果没有一种态度,我们所拥有的科学内容、知识、理论及其方法,就没有意义,甚至不可能出现.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在于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把握了对科学思想理论的分析能力、实验技能,更在于他们还具备了特定的科学美德.这种美德源于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健康的科学文化.只有通过科学共同体长期的教育或规训,这种美德才能内化为科学家活动的一种文化习性.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百年来党内政治生态大致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良好开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逐步修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净化等发展阶段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基本经验主要包括:发扬民主与依规治党是实现"六有"党内政治生态目标的关键;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坚持系统思维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根本准则和重要方法;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反腐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关键环节;抓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保证.在新的发展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呈现出从"明显好转"到"根本好转"的发展趋势.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及其培育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培育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提升大学生的担当精神，以建设一支有担当、敢担当的时代新人队伍，这是应对时代诉求与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然而，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培育既面对着认知新的历史方位、奋力托举中国梦与应对新“忧患”的时代诉求；又要面对围观的看客心态、非科学的失衡心理、认知偏颇的冲击。因此，把担当精神摆在育人的重要位置，从升级育人内容、优化育人环境等几个关键教育环节着手，营造崇德向善、力争担当的社会风尚，将担当精神培育生活化、长效化，进而不断增强大学生的担当意识与担当力。     

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审美视域下公益广告的美学有效性与价值观诉求

在当下这个超载的信息化时代,广告存在于我们生存环境的每个角落,它已经具有某种"生物属性",成为我们无法规避的"物种"。由于人性对真、善、美的尊崇,而这种尊崇又需要有一定的方式来传达,公益广告正是这种被尊崇理念的最佳传动媒介。因此,公益广告作为宣扬善和真等人类公益理念的具有冲击力的视听形式,它对大众心灵的作用是打动、震颤和"润物细无声"的。     

人工智能的法律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困境

法律理性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结合。人工智能能够满足机械法学所要求的事实向结果的逻辑转化,在寻求"最优解"上有优势,但在实现法的形式理性问题上面临着立法不周延、法律边缘地带适用标准模糊、人类偏好与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的问题。人工智能系统固有的感知缺陷使得它无法完成社会、历史因素客观化的任务,无法实现法的形式理性。人工智能在立法和司法中皆面临法律方案的选择难题,由于评判标准取决于人类的目的、评判价值的不可量化性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缺陷,人工智能亦难以实现法的实质理性要求。因此,人工智能不能满足法律活动所需的理性,而只能作为人类法律活动的工具,无法超越人类而获得统治地位。     

永远“在路上”的身份构建——对奥威尔《牧师的女儿》的解读

奥威尔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4部小说,其中《牧师的女儿》长期受到评论界的忽视.在这部小说中,奥威尔面对社会庸俗伪善的现实,准确把握了主人公多萝西的内心挣扎与变异.主人公为逃脱人格逻辑悖论,离开家乡进行身份越界的探索,希望以构建新身份的方式得到身心的解放,但流浪漂泊和从业生涯相继失败,最终在回归后以重拾宗教信仰来拯救自我,而这种拯救又是在不断关爱他人中构建自身,所以多萝西的身份构建永远“在路上”.这种构建身份的新方式也体现在奥威尔后期小说代表作中,成为个人面对极权统治的生存选项之一,因此《牧师的女儿》对我们进行奥威尔小说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