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读雪莱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雪莱的诗歌表达了欧洲 19世纪初期最先进的思想。雪莱被誉为“从头到足是个革命者”(马克思 )和“天才的预言家”(恩格斯 )。他的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赋予古希腊神话以新的活力。整个诗剧象征着未来的社会变革 ,表达了诗人反对专制统制 ,反对宗教迷信 ,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雪莱不愧为是诗坛上的普罗米修斯。     

中国历史上长期专制--人治统治的特征与根源探析

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专制———人治统治 ,其主要特征是 :向上型的权力结构 ,“朕即是法”的权与法的关系 ,国家权力对社会的超强度控制 ,以义务为本位的权利义务观。专制———人治统治的长期存在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思想根源 :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保守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决定了专制———人治是与之最相适应的政治模式 ;森严有序的等级身份制度和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组织 ,是专制———人治统治厚厚的社会根基 ;主要强调礼治、道德教化和领导者的德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思想地位的儒家思想 ,是专制———人治统治深深的思想源泉。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皇权

汉初的政治方针是陆贾所倡导之“无为而治”。总的说来 ,这种认识大体是正确的。说大体正确是因为无为而治的国策 ,并不是大汉建国伊始就已确立。事实上 ,刘邦建汉后一直到他去世 ,大汉的国策基本上是崇尚进取和有为的。到惠帝以后 ,女主称制 ,诸吕的兴起 ,曾一时破坏了刘邦晚年与大臣之间“白马之盟”的政治契约。随着诛诸吕 ,从文帝以后汉朝政治又回归“白马之盟”之后形成的政治框架 ,军功大臣集团力图维持这一政治模式 ,以巩固自身集团的政治利益 ,文帝、景帝也依赖这批军功大臣的支持维护和稳定皇权 ,双方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之下 ,达成某种的政治平衡 ,便有了无为而治国策的出笼。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传略

托马斯·杰斐逊被称为美国的民族之魂．他前后有60年的时间都在为美国的政治奔忙。他曾在上帝的祭坛上发过誓言：“永远反对一切对人类心灵暴虐统治的专制形式。”这句话概括了他曾经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信仰与精神。后来．这句话被镌刻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斐逊纪念碑上，成了他一生的写照。     

圣地、盟约与杀戮——五台山皇权与佛教关系的民族学考察

本文利用田野资料,结合历史文献,通过对五台山特有的仪式神话作出人类学分析,厘清了皇权的特有结构以及其沿自身逻辑所展开的与佛教关系的复杂面向,通过与坦巴雅的"转轮王模式"进行理论对话,对过去相关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转轮王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提出质疑。本文旨在证明,佛教始终是基于皇权所规定的祭主/祭司关系而被纳入整体结构的,五台山及文殊信仰是传统国家宗教面向的整体表达,而其中封建原则的运行是理解边疆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与国家整体之关系的关键所在。     

康雍乾廉政建设的特色及演进

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把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继承明代廉政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有效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康雍乾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康雍乾廉政建设的另一特色,在于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制度的创制和改革也是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一道风景。     

约稿启事“政治生态叠代背景下领导权威理念和维护方式的错位及厘正对策”专题研究

当前,政治生态具有鲜明的叠代性特征。一方面,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不断深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权力制衡得到加强,权责关系趋于平衡,民主和法治氛围不断增强,领导干部作风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封建专制的领导观念、人治的领导方式、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权力运行模式等都还有顽固的影响,表现在领导权威问题上,就是把权力当权威、把职位当地位、把职能当资源、把管辖范围当领地、把下属当仆从、把任用干部当个人恩惠等,从而顾盼自雄、不可一世、颐指气使.     

皇权威仪与神政合流:古代济渎祠祀制度变迁考论

历史时期的济渎祭祀较早地被纳入国家祭祀的礼制系统,成为大一统皇权威仪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济渎祭祀制度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一些显著变化,隋代之前在选择济渎祭祀地点上表现出近源性趋向和利用济渎源通北海的说法解释二者合祀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是北方恶劣复杂的自然人文环境与中原王朝神政合流的政治意图导致了济渎合祀现象的形成。济渎名号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朝权力的集中化,济渎祭祀的神祠化与民间化现象在基层社会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国家奉祀制度和民间信俗文化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