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盐务的管理

抗战时期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调整了盐业政策,加强了对盐务的管理,实行了有特殊意义的食盐专卖政策,为支援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官僚资本对盐业的垄断和渗透,造成了民营商业的破产,对抗战后的盐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陶澍盐务改革及其时代特点

清嘉庆道光时期，淮盐“疲敝至极”，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盐务改革，他在淮南裁浮费、加斤减价、严厉缉私、整顿销售，在淮北实施票盐法，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陶澍改革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在经济活动中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重商用商，将商人资本引入经济领域。从陶澍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前夜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6)盐务管理述评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对盐务进行了重新整顿,加强了管理,使盐务的产、运、销、税、缉五大要政归于一统。将盐务管理纳入到法制化轨道,还收回了盐政主权,推动了盐务管理近代化的进程。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对盐业尚无全权统制之力;在税率管理方面,政府只注重财政收入,而不注意国计民生,使盐成为搜刮人民的恶税。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对苏区实行食盐“专卖”政策,不仅严重摧残了苏区人民的身体,而且影响了整个盐业的发展。     

清末东北三省盐务机构述略

盐课是旧中国封建王朝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故历朝历代都有盐官设立。东北三省的盐务机构经历了初设、发展 (扩大 )以至日益完备的过程。清末民初 ,基本形成了三套系统的框架 ,即东三省盐运使署、吉黑榷运局和盐务稽核分所。掌握东三省盐务机构发展的脉络 ,对东北盐业开发的研究及东北地方经济史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附近”的历史：《何兆瀛日记》呈示的晚清镜像

晚清名士何兆瀛现存的日记保留了他人生几个重要阶段的记录。特别是在京师生活五十载后,何兆瀛以浙江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分别去到浙、粤二地,作为相关事务的亲身参与者,他深度接触到攸关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盐务等要项。他以日记书写的“附近”,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员不曾经历的“远方”,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如同一面镜子,映现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辛亥革命时期的盐政探析

民国初年,经济凋弊,财政拮据,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的盐税显得极为重要,但这一时期的盐务政策混乱不堪,因此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自始至终都围绕着改革而进行。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盐政的干涉以及传统封建盐务旧制度与旧势力的阻碍,无论中央还是地方的盐务改革均以失败而告终。     

丁日昌两淮盐运使任上对盐务的改革

丁日昌在两淮盐运使任上首先对盐务本身进行改革。针对以往的弊病,在运销环节上,他采取了固定引额和成本的方法,不准盐商多请引,也不准盐商少运盐;在生产环节上,他督令修复生产盐的场垣,划定界限、筹备煮盐用的草薪,减轻盐的生产者灶户和盐商的负担,以恢复和发展盐业生产。其次,他通过拟定在任盐官功过奖惩章程,并定期对官员进行选拔、考核,对管理盐业生产、流通的各级官员的作风进行了整顿。     

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改革

辛亥革命的爆发,猛烈冲击了旧的盐务体系,加速了旧体制的崩溃,使1911-1913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盐政"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发生在中央和地方的盐务改革,尽管存在种种局限,但它延续了清末盐务改革所开拓的思路,并在短期内迅速使盐务改革的问题成为公众的观念,其所起的作用需要认真地予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