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     

关于举办“‘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研讨会”的启事

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迈入"十四五"时期。该时期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但与此同时也将面临着更复杂的发展环境和更严峻的风险挑战。鉴于此,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管理世界杂志社支持的"‘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研讨会"定于2020年6月在南开大学召开,旨在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新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中国特色经济学发展,深化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解释力与指导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准备工作”的含义、作用及适用

国际(常设)法院对"准备工作"的态度经历了由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DSB强调其适当作用。第31条到第32条本身需要澄清。"准备工作"问题包括其含义、范围、作用和适用等:"准备工作"无强制性;其范围乃条约的成立史,包括与条约谈判、缔结相关的所有书面资料和仅作为例外而使用的口头资料;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得性,但缺乏证据价值;其存在局限性,包括资料的浩繁性、矛盾性、缺失性、含糊性、自利性与失灵性等。不同内容和来源的"准备工作"材料价值、意义相异,解释者应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审查,以识别其相关性。WTO案例将"准备工作"效力及于后加入国家;单方来源的准备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关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神圣家族》中的生活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都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期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二者都把“生活”作为重要概念进行论述。从作为经济学哲学概念到作为社会批判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生活”的认识经历了从对物质生产活动的重视到对无产阶级普遍贫困生活的揭露，从分析“生产生活”的异化到对“非人性”生活的批判，从“生活的手段”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思想历程。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解决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活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这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开启一种全新文明的生活形态的高度来理解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才能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意义。     

体态语的主要特性及其语用含义

体态语是非言语交际的一种重要手段。体态语具有社会性、民族性和模糊性。体态语的语用含义丰富,其传递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故意让体态语与话语内容相悖、故意以体态语来替代话语和改变体态动作。     

管理贸易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各国开展对外贸易是为了能充分、有效配置国内外资源 ,并从中获得最大利益 ,但在追求最大利益的过程中 ,各国所采取的贸易政策都不尽相同。这些不同的贸易政策大体分为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两类。 2 0世纪 80年代初 ,一种既不同于自由贸易 ,也不同于保护贸易 ,但又兼有两者特点的新型的贸易制度开始出现 ,这便是“管理贸易”。管理贸易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博弈的结果 ,是各国在无法达到最佳目标模式时所能选择的次佳目标模式 ,其本质是有组织的自由和协调的保护。一些西方国家先后采取管理贸易并获得了有效的实践效果。我国应正视这一新情况、新趋势进行贸易制度变迁与创新———实行偏保护的管理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基于产业经济学的分析

传统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习惯于从国家级的宏观水平上,对一个国家的总体贸易流和投资活动作出解释。产业经济学对贸易流和投资的分析却有自己的传统,其特点是在产业级的微观水平上进行分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业经济学国际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揭示来自外国的竞争对本国市场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主要利用产业层面的模型去揭示市场结构对进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方法把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作为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在ＷＴＯ的规则下,这种产业经济学国际化的研究对指导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和国内竞争政策的制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主体的法理分析--以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

犯罪行为引起的刑事法律关系是考察刑事诉讼主体问题的真正法理基础。国家与被告人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故不是刑事诉讼当事人 ,只是发动、支持公法性诉讼的公民追诉人。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分立 ,本质上是国家将自身作为自己的对象 ,并在自己(裁判者 )与作为对象的自身 (当事人 )之间建立绝对区分 ,体现了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的自我反思节制。其他刑事诉讼主体均不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按照意志关系或者是国家的代表、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代理人或帮助人 ,或者是不从属于任何一方的诉讼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