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本文分析研究了印度农业发展的历史教训和第一次农业绿色革命成功的经验,并证实了农业政策的正确与否是印度农业出现危机或获得发展的根本所在。农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基础。印度是一个向现代化工业进军的农业国,如不进行绿色革命,忽视农村、人口与农业问题,必将影响到整个印度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与进步。曼莫汉·辛格政府在发展农业和解决农业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使印度开始了第二次绿色革命,从而为印度农业逐步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发展阶段提供了保证。     

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伦理反思

现代农业创造了许多高产出和高效率的发展奇迹,但因其道德价值和伦理关怀的缺失而产生了诸如人类健康和环境等重大的社会问题,亟需认真思考农业的内在价值和伦理诉求,重构现代农业发展新道德。中国农业正处在变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尊重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内在价值,传播和诠释以"时""地""度"和"法"为四维的整体性的农业伦理学体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农业文明的生态德性,发展负责任的可持续农业。     

水稻基因图谱绘制成功对世界粮食和环境问题的意义

我国科学家率先成功绘制出水稻基因组草图 ,在提供绿色基因资源、加速全球第二次绿色革命———基因革命的前进步伐 ,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广东绿色革命：10年建成绿色生态第一省

8月29日,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对广东省新一轮绿化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和发出总动员,《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新一轮绿化广东大行动的决定》也随即印发。会议和《决定》提出的总体目标是：通过10年左右的努力,将广东省建设成为森林生态体系完善、林业产业发达、林业生态文化繁荣、     

绿色革命后印度土地关系的新变化

印度独立后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农村封建土地关系在土地改革后仍然大量存在,制约了印度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在绿色革命的推动下,印度土地关系还是发生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变化。虽然不能对这种变化评估过高,但是它却部分弥补了印度土地改革的局限性。     

杨文俊:亚洲绿色领导力

一段始于老子道法自然,归于德鲁克企业转型的对话,看似信马由缰,实则振聋发聩。变绿,或者死亡,企业的创世纪、亚洲的复苏,都逃不出这两种命运。     

生态型不均衡与共同体文化的危机——虫祭与农药的生态人类学

以韩国全罗道下沙溪村为田野调查对象，揭示了20世纪60年代10多年间，随着居民的城市化和农业“绿色革命”的深入，该村传统的虫祭仪式随之消失，并以此为突破口，展示了该村因此而蒙受的生态和社会文化“双重”灾难，希望唤起整个社会的反省，注意到技术的引进不能光凭该项技术是否贴上“科学”的标签，而是要看该项技术是否能与文化共同体和相处的生态系统相兼容。为此，作者立足于文化相对的立场，提出“适当技术”的概念作为生态人类学评估技术改进的依据。     

关于武汉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思考

武汉地区的农业经济存在着用地结构不尽合理、用地效益不高、农业投入不足等状况。武汉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应走“绿色革命”的路，同时要加快农村交通、电讯的建设，整顿农村金融市场秩序，完善金融市场，以保证“绿色革命”系统工程的良性运转。     

“中国稻”水稻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茎秆像高梁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成一串串的，人在水稻下面美美地乘凉——这就是广为流传的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     

试论印度绿色革命

为了摆脱周期性的饥荒困扰,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政府推行了一套以增加小麦、水稻等粮食产量为宗旨,其他与粮食生产无关的因素几乎被忽略的农业政策.政策椎行之初,起到了立杆见影的作用,国家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的目的,被国际社会称之为"绿色革命".但是,40多年后.国家视角过度单一的弊端逐渐凸显了出来.不仅农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印度政府最初追求的粮食产量亦出现了萎缩.印度政府和农业政策专家提出了技术更新、回归传统和制度变革等多种解决方案.旁遮普邦的几家农业贸易公司的实践为困境突围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即通过市场手段将小农组织起来,以市场需求代替国家视角,推动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升级.这种转变为人口大国解决农业问题也提供了莱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