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 ,其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帮助性质 ,主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 ,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这种界定不仅有利于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 ,也有利于打消认为律师介入侦查将带来太多负效应的顾虑。     

论预防职务犯罪的道德体系建设

预防职务犯罪是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的一种制度设计 ,其中道德预防是至关重要的环节。道德预防之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可行 ,其依据主要是来源于道德本身的社会功能和法律的不完善性 ,以及职务犯罪主体和行为的特殊性。在我国 ,开展职务犯罪道德预防工作具有一定的优势 ,因此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工作 ,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道德预防的道德体系建设     

官场“35岁现象”剖析

近年来我国干部职务犯罪出现了低龄化倾向，过去常见的“59岁现象”不再突出，35岁以下干部已经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群体，这就是所谓的“35岁现象”。“35岁现象”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35岁以下干部群体职务犯罪以贪污、受贿为主，涉案金额普遍较高；二是该群体行政职级普遍较低，大多是单位副职、基层站所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这一现象的出现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35岁会成为一道坎？     

高校何以成为腐败高发区？

近年来，教育领域的违法违纪案件时有发生，并呈现增长趋势。在南京市检察院2004年查办的10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例中，在宁高校就占了4件!而从2005年以来，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显示，教育领域特别是高校腐败形势依旧严峻，“遏制高校腐败”已成为我们不得不探讨的话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和作用

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不享有辩护人的独立诉讼地位，其法律行为具有法律帮助性质，主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这种界定不仅有利于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职责，也有利于打消认为律师介入侦查将带来太多负效应的顾虑。     

论"入世"后的职务犯罪及其防治

我国“入世” ,经济运行环境和行政管理模式将发生变化。关税减让、政务公开 ,减少了职务犯罪的机会 ;贸易自由、审批权集中 ,增大了职务犯罪的可能性。减少由“入世”给防治职务犯罪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根本措施仍是继续坚持“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障 ,监督是关键”的方针 ,打防结合 ,标本兼治     

论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确认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但这一规定并未使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常态,解决侦查阶段的会见难,应该另辟蹊径,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沉默权制度;规定在阻止律师会见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口供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赋予法院对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权力。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今年以来，高检院和市院先后召开了全国、全市检察机关第二次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第二次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会议精神，加强预防工作专业化建设，实现职务犯罪预防工作重心转移，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差异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在古代社会与政治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司法横平作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对社会矛盾争议的化解大部分离不开家族司法审判发挥的裁判作用。家族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也势必对基层社会控制发挥有利的平衡作用,并且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形成特色的对比,这也是统治阶级进行地位巩固和司法镇压的关键性司法依据。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的内容以及两者形成差异性的原因是传统司法文化的呈现,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无疑对我国现行国家司法职务犯罪立法、司法都具有历史性启示。     

论秘密拘留制度的改进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秘密拘留浮出水面,由此引发了争议。由于我国的秘密拘留制度自身存在较多缺陷,目前受制于诸多因素,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是对秘密拘留制度加以改革与完善,主要思路是:秘密拘留的适用必须坚持相称性与必要性原则;建议将"不通知家属"的批准权移交人民检察院行使;严格限缩"不通知被秘密拘留人家属"的期间;拓展通知被秘密拘留人家属的内容;绝对禁止私设法外秘密拘留场所;改革错误秘密拘留赔偿制度;加强人民检察院对秘密拘留的控制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