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试析袁宏道小品的语体解放及其与五四白话散文的关系

在散文文体发展史上 ,袁宏道小品所创造、并在以后得到延续的新的语体是五四白话散文语体形成的历史渊源。这种语体较大程度地摆脱了唐宋古文抑扬顿挫的音节、从容舒缓的语气 ,以接近日常形态的方式组织语言 ,从而能更加准确生动地表现思想情感。这是古代散文语体的一次重要解放 ,并成为五四白话散文的滥觞     

论袁宏道题跋文创作的尊体与破体

袁宏道的题跋文创作具有较高的水准,既有对传统题跋体制的继承,又在结构与笔法上尝试创造与新变。研究袁宏道题跋文的创作状况,有助于厘清晚明时期公安派文人的性灵至上观念与尊体意识之间的融通折中,并发掘公安派作家思想的复杂性,从而呈现晚明时期题跋创作状况和文体观念的真实内涵,以及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客观面貌。     

袁宏道净土思想略论

明代著名辅教居士袁宏道,早年矢志参禅,洞有所入.然亦颇沾"狂禅"习气,一悟便休,不究如来之了义、不知达摩之玄机,空腹高心,卑视净土法门,甚至于呵佛骂祖、斥教遮相.所幸生死心切,故能触机猛省,毅然摒弃偏空之见,悟修并重,乘戒兼行,豁悟达摩祖师说罪福之皆虚与永明延寿和尚言万善之总是,均为祛迷拯溺之论,实无彼此抵牾之处.于是至诚归心净土,借念佛之警切提醒参禅之深心,复藉参门之洞彻坚固净土之信行.嗣后,为广利蹇滞浊界之群生,特别是为指示深陷宗教歧路和禅净宿疑而不能自拔之士,袁宏道更深入普贤愿海,博综经论,撰成《西方合论》十卷,力主净土诸经与《大方广佛华严经》、《法华经》的不分优劣,并融贯教理、广破邪疑,直开正信、径指趣归.     

袁宏道《雪涛阁集序》中文学发展观的反思

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阐述的文学发展观主要有两点:其一,由时变引起文变;其二,文学发展是进化的。由时变引起文变主要是风格和体制的变,而不是文学观念的变。文学发展进化论虽然为由时变引起文变的变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是把文学史理解为线形发展的历史。在思维方式上,袁宏道的文学发展观强化了文学发展进化和退化的二元结构,对今天的文论建设有着较多的负面影响。     

从《了凡四训》到《训儿俗说》——关于袁了凡及其家风家训的思想史考察

袁了凡（袁黄）以其《了凡四训》闻名于世,该书亦被当作训子家书。其实,了凡所作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作为王龙溪（王畿）的及门弟子,了凡在思想上是阳明后学的一分子,其人生轨迹属于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其日常修持及著述呈现三教汇通的思想特色。了凡家风淳朴,家学深厚,以儒为宗,兼收并蓄,强调道德主义,注重积德行善,具有出世情怀,对其人格产生深刻影响。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论袁宏道思想的自我转变及其文化意义

晚明文学革新的主将袁宏道的思想一直处于不断的变迁之中.他思想的自我转变,主要是受制于他禅学趣向的转移以及生命态度的改变和政治环境的恶化.由于袁宏道在晚明学界和文界的特殊地位,因而他的思想变迁就显现出很充分的文化意义,成为我们考察晚明文人士大夫思想和生活的典型个案.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