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给事中人选的阶段性变化及其成因

《明会典》和《明史》关于给事中人选来源的记载多有歧异之处,反映了明代给事中选任制度演变及其实践中的复杂性。明代给事中的人选经历了一个“多途—单途—多途”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给事中选任逐步制度化的过程,也是对人选要求日益提高的过程。其中,由“多途”到“单途”的转变,与明代选官由“三途并用”向专重进士的转变过程是一致的,体现了给事中与其他官员选任的共性。由“单途”转变到“多途”,是在遵循总的选官趋势前提下的提升,体现了给事中选任的特性。中晚明时期,通过限定资格条件、行取、访单、考选等制度设计,能在较大程度上保证将才识优长、行政经验丰富、政绩卓著的行人、推官、知县等选拔进给事中群体。包括给事中在内的言官成为导致明亡的重要力量,与中晚明以后内忧外患导致的国家中枢权力结构深刻调整,以及这种调整所带来的政治动荡有根本性的关系。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光宣之交的“陈璧案”与载沣的整顿吏治

光宣之交发生的“陈璧案”,与当时的派系斗争大有关联。载沣将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革职,不仅意在打击袁世凯一党的势力,且有削弱奕劻权力的意图所在。此外,陈璧与载沣之间不合、陈璧平日屡屡揽权的做法等因素,也导致了载沣对他的罢免。不过,由于查办大臣避实就虚、诸多官员求情以及陈璧本人窜改档册等因素,影响了载沣对陈璧的最终处置,并因此遭到民间舆论的讥讽与抨击。载沣欲以言官之力打击权贵要臣,以达到整肃朝纲的目的,可言官的滥参成风不能不使他有所顾忌,其整顿吏治的效果也就难惬人意。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代言官王元翰事迹考略

明代言官王元翰直言敢谏,不畏权贵,锄强裁暴,关心民生,操守清廉,堪称明代言官者的典范,令世人称道和敬仰。然而,王元翰一生恪尽职守的结果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升迁或嘉奖,反而屡遭降罪贬黜,最后含冤病故于他乡,由此亦可窥见神宗朝言官勇于直谏的群体特征及处境艰难的生存状态。     

明初言官与理学

明初的言官与理学有着密切联系.本文从言官制度的形成及言官的培养和选拔入手,探讨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及言官与理学对明初政治风气、学术风气的影响.     

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

明代言官为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是明代官僚集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如下特征:一,人员众多,冠居历朝;二,选任精粹,进士为重;三,秩低权重,势凌三司;四,升迁迅捷,赏赐丰厚;五,分布广泛,东南为盛.明代言官的这些群体特征是与明代极端强化的皇权相适应的,体现了皇权控制下的分权制衡原则.     

明代言官与党争——以封疆案为个案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政治变动中，党争激烈，门户角立。晚明党争往往由言官发起，并成为其中主导力量。在封疆案中，言官不顾国事，党同伐异，掣肘疆事，今熊廷弼一筹莫展，致使辽东战事失利，明军丧师失地，熊廷弼死于党争，东林诸君子受牵连诬害。言官卷入党争，无论动机好坏，均于国事无补，是导致明朝灭亡的要因之一，而阉党更负主要责任。     

嘉靖言官:戴着镣铐起舞

由于世宗对言官的厌薄、憎恶情绪,嘉靖朝言官得祸独重,备受摧抑。忠于职守的言官不屈的抗争,使嘉靖言官的气节闻名史册。但皇权的打击埋下了言官群体分化蜕变的祸根。嘉靖言官的悲怆历史,揭示了明代监察机制中存在的对最高权力约束的无力及监督手段单一落后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