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樵耕读“渔”为首

在中国古代，尽管当官始终是最荣耀的事情，但人们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最好的职业，却不包括官员。尽管我个人认为，终生当一个读书人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但古人并不这样认为，古人将贤人分为渔、樵、耕、读四种，第四种才是读书人。     

汉代司法思想史研究的两个侧面——《淮南子》与《汉书·刑法志》中的司法思想初探

《淮南子》一书认为,司法的正当性在于司法活动必须遵守公正的原则,公正的司法不仅有利于树立司法的权威,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另外,该书还将司法者的道德素质当成了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前提条件之一,甚至将“贤人”(道德高尚的人)司法提到了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论述,并将司法的正当性与司法者的道德素质结合起来,其中揭示了一个道理——司法的正当性取决于行使司法权者的道德素质.《淮南子》还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促进政权的稳定;国家司法权的地位在于辅助道德教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教化权具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而司法权则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后者不能取代前者居于主导地位.《汉书·刑法志》既宣扬了一种“仁道”司法观,也宣扬了一种“中道”司法观.“仁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以仁爱宽和的态度从事司法活动,并将“仁道成”即仁道价值的实现作为司法进步的方向,体现了一种鲜明的人道精神.“中道”司法观要求司法官员努力追求司法公正,因为司法公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政权的稳定.班固还提出了“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的主张,反映了一种崇尚“中道”的司法价值观.     

贤人之治的当代民主嬗变

从本质上看,贤人之治是一种“精英专政”,在历史进程中衍生出政治的宗法化、道德化倾向,展露了其政治哲学的工具化、实用化特征,反映了传统儒学社会“公”领域的缺陷,因此与当代民主行政的核心价值相异。目前我国的民主治道变革面临双重任务：一方面,从贤人之治的传统德治主义向理性官僚制的范式变迁是民主转型的前提。另一方面,面对“后官僚时代”的挑战,治理者还须积极回应公民参与、理性行政、多元治理、公共利益等民主治理的诉求,只有这样,适合我国民主行政发育的道德生态才能孕育而生,儒学政治文明也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董仲舒的圣贤君子论

儒家学派特别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其中董仲舒承前启后，对所谓圣人君子有许多论述，其论述对后代儒家有重要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系统阐述。     

孔子的"人"学初探

孔子认为"人"在社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举贤才"的治国方略,进而在上述重人思想的基础上,按照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等把"人"划分为圣贤、君子、仁者和小人四类,按照"人"的划分标准建立一个理想社会.     

用人为什么要五湖四海

我们常常讲用人要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这个提法应该说是不错的,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但究竟用人为什么要五湖四海,却很少有人深究。用人五湖四海,可能会选拔出更多贤人,但也不一定。在我国历史上,就不止一次出现过在很小的范围内集中产生大量人才的情况。刘邦建立汉朝所依靠的丰沛故人集团就是一个典型     

《孟子》政治哲学中的“圣”与“贤”

圣人和贤人都是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当圣王政治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世袭君主政治成为现实时,为了在圣王缺位的情况下继续追求仁道社会的伟大理想,必须让一批仰慕仁道的贤人参与政治以辅助君主主持政局乃至管理整个社会,即用贤人政治来克服君主政治的缺陷.圣王理想和贤人政治在制约现世君主方面,有其不可小觑的相互配合作用.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律思想的共鸣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锻造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 ,并影响着中国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解读儒家法律思想 ,可以发现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律思想存在着深层次的内部牵连。通过两者比较、分析 ,以期能为现代法律的发展和完善及司法实践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     

试论汉人的文学分类观

文章对扬雄、班固等人的文学分类观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依据作品所含政教意义的大小、多少或有无分类,而不是像后世人和现代人一样根据作品的题材、形式、风格等其他标准分类,这表现出儒家诗学对汉代文学分类观念的巨大影响。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郑州大学学报 2005年第5期 裘锡圭：《文字博物馆建设应注重高品位和科学性》;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年第6期 易永卿《从古代贤人政治到毛泽东、邓小平的人才观》;延边大学《东疆学刊》 2005年第4期 陈丽红,高懿德《简论生态伦理的本体论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