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中国第一贪纪委书记”受审

2008年4月23日上午,湖南省郴州市前纪委书记曾锦春贪污案在长沙中级法院开审。农民黄元勋与多名郴州受害者赶赴法庭旁听。2006年,曾锦春被抓时郴州举城狂欢,黄元勋们击鼓放烟花相庆,街头挂出感谢党中     

微语漫画

1“曲线敛财” 2014年9月24日，刘铁男受贿一案公开审理。起诉书的细节揭露，刘铁男的儿子刘德成在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坐收重利。     

卖书受贿

有一本讲保健的书,定价368元,你买吗？不买,太贵!你不买,但有人买,人家一下子就卖出43000多套。每本368元你买不起,这里还有566元一本的呢,照样供不应求。 人家说的可不是大话,而是事实。最近的多家媒体,都报道了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卖书受贿＂的消息。起诉书显示,张敬礼涉嫌受贿4起,其中3起都是以卖书的方式受贿。2008年10月至2010年5月间,仅他的《寿世补元》一书,就售出43000余套。非法经营额合计人民币2300余万元,违法所得约1600余万元。     

国美大股东黄光裕被控三宗罪:内幕交易细节曝光

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黄光裕案于2010年4月22日上午在北京市二中院一审开庭。尽管黄光裕案牵连广泛、关系庞杂,但起诉书显示,检方仅指控其三宗罪: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     

这种“打招呼”是把“双刃剑”

旁听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庭审,公诉人在厚厚的起诉书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李大伦利用职务之便,向下属‘打招呼’,为自己和他人牟取非法利益”。“打招呼”,一句平常之语,在庭审这个特殊场合,听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个别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的权力,颐指气使,呼风唤雨,大搞权钱交易的丑恶嘴脸,活脱脱地呈现在眼前。事实上,违法违纪式的“打招呼”,并非李大伦的“发明”和“独创”。现实生活中,一些利欲熏心又权高位显的领导干部对此并不陌生。     

日本刑事一审程序结构的启示

日本刑事一审程序结构可分为第一次开庭前的准备程序、第一次开庭后的准备程序、正式审判程序。这种精密司法的理性设计,与起诉方式的相适应,确保法官中立;实现了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兼容;兼顾了公正与效率。我国如果对刑事一审程序进行再修改,其着眼点应落实在程序结构功能的完善上。日本这种三段式的一审程序结构,可以使法官职权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更符合我国的制度传统和文化心理,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程序设计。     

审视与展望:诉讼价值论视域下的案卷移送制度比较论

案卷移送制度与其他诉讼制度一样,其确立是程序设计中价值选择和价值实现的结果,旨在实现多元的诉讼价值目的 .以起诉书一本主义模式作比较研究,从程序的内在价值、外在价值以及经济效益价值三大诉讼价值维度,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全案移送主义在裁判中立性、程序对等性、程序合理性等程序正义价值上皆有明显缺陷,对于实现实体公正也并无明显...     

明确性原则在刑事司法中的贯彻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国民不是通过阅读法条而是经由刑事司法了解刑法内容,明确性原则不仅是立法原则,而且是司法原则。司法解释不得导致司法人员对其内容朝着相反的方向理解,不得导致司法人员难以或者不能确定其基本含义,不得导致司法人员无法确定其用语的涵摄范围;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与裁判理由必须一致并且明确;起诉书必须做到指控事实明确与适用法条明确;判决书必须实现事实描述的明确性、适用法条的明确性与裁判说理的明确性。     

卷宗移送主义:对理想的妥协还是对现实的尊重——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卷宗移送的正当性

“卷宗移送主义”“复印件主义”“起诉书一本主义”各有利弊,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重新选择“卷宗移送主义”,这不是历史的倒退.三种卷宗移送方式是并列关系,而非递进关系,法官庭前阅卷与法官预断并无必然关联.当下的中国,选择“卷宗移送主义”不是对理想的妥协,而是对现实和法律文化传统的尊重,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