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自由与户籍管理改革

迁徙自由的权利是基于人类固有尊严而应为人人所享有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依据的中国户籍制度在事实上将这项权利取消了。这种户籍管理制度所产生的不公平及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容小视,所以当前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确认并设立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显得必要而迫切。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

本文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出发 ,深入浅出地论证了户籍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并揭示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性和存在问题 ,阐明了市场经济运作条件和规律对户籍改革的本质要求 ,指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对策建议     

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变迁及反思

迁徙自由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不仅得到了世界上大多法制文明国家的保护,而且也为国际人权公约保护。我国在宪法历史上曾经规定了迁徙自由权,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有必要在《宪法》中重新规定迁徙自由权。同时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好迁徙自由权的保障工作。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     

当代中国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

人作为动物,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本能权利。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居住和迁徙自由已经上升到国际人权法律的层面,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中,建立起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使农民丧失了宝贵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彻底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恢复和保障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以自由看待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关切。     

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迁徙与生活适应调查研究

文章在对当代帕米尔高原塔吉克人移民搬迁的选址、批次及数量进行调研和统计的基础上,对塔吉克阿巴提镇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试图将塔吉克人搬迁后的生活场景给予客观描述,从而理解其在社会环境发生改变后,生活文化方面的适应情况。     

因纽特人对北极环境的人类学适应

居住在北极环境的因纽特人需要面对严寒、冰雪、极昼和极夜、生物生产力低等压力.因纽特人通过衣服、房屋和生理反应适应严寒气候;通过掌握丰富的关于冰雪、天气预报、动物迁徙的知识以及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适应冰雪环境;通过举行宗教仪式来减轻人们在极昼和极夜的精神压力;通过灵活的社会组织和扩大社会网络来适应生物生产力低,保障食物来源.     

吐蕃统治下河陇地区的民族迁徙与佛教的吐蕃化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渐次占据河陇地区。虽然吐蕃占领时间不过百年,却使河陇大部由文化荟萃之区变为“左衽”之地,在民族与文化上均呈现出“吐蕃化”的趋向。本文通过对汉藏文史料的梳理,发现民族迁徙是吐蕃对河陇占领区的核心策略之一,吐蕃一方面将敦煌以外的河陇诸州城居人口迁徙到吐蕃东境,另一方面将吐蕃境内的吐蕃、退浑、苏毗、党项诸羌以及焉耆的龙家等族陆续迁入河陇,并将许多河陇州城作为军队驻扎和殖民场所,由此造成了河陇与吐蕃东境民族结构的重大改变。民族结构改变进一步导致了文化面貌的改变,藏语取代汉语成为各族的通用语,佛教寺院和佛教徒受到吐蕃保护,佛教由此成为维系蕃汉各族的文化纽带。不同于河陇其他城市,受到保护的敦煌成为河西唯一的汉文化中心。鄯、廓、河州等河湟地区由于蕃汉移民的汇入和吐蕃的支持,成为汉藏文化交汇的中心,孕育了灿烂的佛教文化,成为后吐蕃时代藏地佛法复兴的源泉。     

羌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羌人自青铜时代开始广泛活跃于我国西北地区,与华夏、西南等族群长期互动与交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羌人在主动或被动的迁徙过程中逐渐融入周边族群,成为今日汉、藏等多个民族的祖源之一。除战争因素外,气候环境和族群自觉等因素可能是羌人迁徙的根本内在动力。对羌人等古代族群迁徙和交融史的研究,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