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功罪论《商君书》

为平乱世,商鞅变法,而被后世颂赞"秦盛始强"。笔者并不否认《商君书》对于后世法治影响之方面,然而,对于《更法》和《开塞》两篇中的思想被解读为"法律应该随时代而进化"不予认同。笔者仔细梳理《商君书》中的有关法律思想,认为《商君书》中的变法思想实为法之僵化,通过对法之僵化现象进行深度剖析,得出律法之变不在于形式,而应追求法的正当性价值,否则仅以形式与数量为表征的立法只会进一步地阻碍和困扰人类法律文明的进程。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政治分析

对调解制度的分析通常是法律文化分析的路径,本文突出政治的视角对传统中国的调解制度进行解析。调解制度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与中国采用“世袭官僚”制的政治体制、中国乡村社会皇权与绅权互动的“双轨政治”、“重刑轻民”的司法制度以及法官具有“从中间人、调解人、仲裁人到法官”的一个连续体中的多重角色和宽泛的职权范围密切相关。     

预防犯罪应提到一个战略高度来认识

“严打”力度越来越大，刑罚越来越重，而犯罪率却逐年上升。作者在分析产生这一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刑事政策改革的思路要两步走：一为“严打”与“预防”并重；二为坚持“社会预防为主，刑罚预防为辅”的战略方针，同时变“厉而不严”为“严而不厉”     

我国刑罚体系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的刑罚体系经历了奴隶制刑罚、封建制刑罚、近代刑罚、当代刑罚,直至发展到现代刑罚。整个刑罚历史呈现出由残暴、落后朝着慎刑、文明的轻刑化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刑罚体系而言,我国当前适用的刑罚体系在诸多方面仍表现出了重刑色彩。为实现刑罚的轻缓化,需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升罚金刑的刑罚地位,并进一步完善资格刑的内容。除此之外,司法上的重视和重刑观念的转变则是刑罚轻缓化的最有效途径。实现刑罚轻缓化,应当做到司法先行,立法跟进。     

当前抢劫案件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刑事犯罪。它是指犯罪分子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一种行为，是侵犯财产罪的一种主要犯罪行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经济异常发达活跃，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受流动人口增多及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刑事案件的发案率急剧上升，尤其是以侵犯财产型的抢劫案件发案率较高，而破案率却相对下降，甚至有些地区有恶性循环的趋势，笔觉得有必要结合典型个案，剖析当前抢劫案件的特点、原因，并从中研究出相应的对策。从而强有力地抑制抢劫案件的恶性发展。     

对明初重刑主义的再思考

在中国的历来的历史上,重刑政策做为镇压人民,维护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为古来不少封建王朝所使用,但要伦用法之严、用刑之广,杀戮之盛,首屈一指的要属明初了.但是明初的重刑并未使得社会安定,相反得是犯罪率的高频发和人民的不断反抗.所以我们要对明初重刑主义的错误进行反思,纠正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刑倾向,使得在社会中刑法的作用能真正表现出来.     

制度反腐败论

反腐败靠什么 ?反思现行反腐败机制 ,正视现实、借鉴历史、探求理论 ,走出重刑主义误区 ,正确认识刑罚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编制严密的制度之网是反腐败的基本保障 ,严密的制度包含对公职人员监控、提高公职人员素质、健全惩治腐败制度等内容。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实现途径离不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两大重要背景     

论秦代之治贪惩腐

中国历史上治贪惩腐颇有成效者，当推秦代。秦治贪首先立法极严，堵塞一切贪赃孔道。其次，严格官吏的任用、考核、监察之法，尤严官吏腐败行为的监察举劾，使违法贪赃者极少逍遥法外。第三，法贵有信，重在执行。“法”的核心在“信”，信者，树法之至高威信，信赏必罚，对贪赃之官决不姑息；权者，手执至高无上之“法”，形成不可犯之威信，其政权必具无上权威。     

族刑的法文化诠释

族刑是中国古代社会常见的刑事责任连带方式,它的存在与中华法系相始终。这种野蛮而残暴的酷刑在中国传统社会居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合理合法性一直不曾受到真正的怀疑和挑战,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中国古代家族本位的伦理道德观与一以贯之的重刑主义法律观实乃族刑数千年长盛不衰的两大思想支柱。通过对族刑的社会文化分析与诠释,有助于更全面深刻理解这一古老刑制的历史文化意蕴,进而提升我们对中华法系酷刑化特征的认识深度和力度。     

论我国封建法律的特征

封建法律在我国存续两千多年，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剥削者类型法，封建法律确认和维护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权大于法，酷刑重罚，宗法礼治结合，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