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商文化中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初探

回商是对回族穆斯林商人的统称,回商文化是回族在1300年的历史进程中,以《古兰经》和圣训中的经济思想为商业准绳,逐渐形成的一套颇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本文以伊斯兰教经济思想为主线,着重论述了回商如何将回商文化中的伊斯兰经济思想,即崇商重商、诚信守约、义利平衡的经济理念贯穿于商业活动中的,以此来展现回商独特的精神魅力。     

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浅析阿拉伯帝国未能产生重商主义的原因

重商主义的兴起为近代欧洲崛起、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阿拉伯帝国曾具有某些发展重商主义的主、客观条件,但其疆域的拓展带来的物质上的优越性磨灭了大征服时代后阿拉伯人的进取心,继而先后沦为其它东方民族及后起的西方世界的猎物。社会结构的剧变导致经济模式的改变和重农主义的崛起。政治上的松散集权既不能有效动员体制内的力量进行国际竞争,又无法与体制外的力量建立联盟——像西欧一样发展产业城市、市民阶层。反对重利的伊斯兰经济伦理与由利己主义衍生出的重商主义格格不入。所有这些物质和精神上的动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阿拉伯帝国不能发展出西方意义上的重商主义。     

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欧重商主义之比较

晚清重商思想虽源于西方,但它和西欧重商主义在内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欧重商主义是顺着西欧经济发展的自然轨道而出现的,而晚清重商思想则是在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形成的。因此,晚清重商思想带有明显的反对西方军事、经济侵略的特征,要求政府支持、干预,发展近代工商业。     

徽州方志中的重商思想

微州方志与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背道而驰,强调环境决定徽州人对经商职业的选择,不存在职业的卑贱。志书代表地方官府和地方精英的观点,他们的看法为徽州人经商带来宽松的环境,鼓励和促进了徽州人闯荡商海。志书还从勤俭、尚义二个方面,对徽商人格给予肯定。志书还鼓励徼商创业,提倡“廉贾”价值观。在志书中,编纂者通过各种方式为商人代言,创造良好的经商环境。     

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

晚清重商思想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关键词＂,本文探讨了晚近研究中忽视的三个问题：何谓＂重商＂;重商思想的演变;重商思想之要旨。并认为,重商思想从结构性制约探寻富强之道开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面向,在近代语境下由落后变先进的时代诉求赋予晚清重商思想以＂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晚清重商论者触及了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要害,可视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与开拓者。     

从“重商”看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先民自唐代进入中国以来,便面临着如何与儒家文化相互调适的问题。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回族毅然选择了经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在历史变迁中,商业活动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并发展成为回族社会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和原因来看,"重商"促进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试论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重商”色彩及其原因

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以对外贸易为中心,主张大力振兴商务,具有浓厚的“重商” 色彩。本文对此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     

重商文化、政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

目前企业投资决策的风险选择研究对正式制度关注较多,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文章检验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商文化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重商文化与政府治理在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方面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那些处于更受重商文化影响区域的上市公司,其风险承担水平往往更高;政府治理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正相关;重商文化和政府治理水平在影响上市公司风险承担水平方面存在互补关系,即重商文化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政府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论洋务运动时期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

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对周围客观事物的认识和评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行为取向。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使这场运动实际上成为一场变贫弱为富强、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变革运动。在这一变革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念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价值观念逐渐被摒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