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从克利姆林宫传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亚、非、拉人民是一个有力的号召.李大钊、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颠倒黑白的奇谈怪论——评《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期发表了《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以下简称《争论》)一文,该文美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丑化社会主义的苏联,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历史。特别是在何为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该文颠倒黑白,令人     

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实是方针指引下，重新评价陈独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广大干部、群众以及史学工作者努力下，对陈独秀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先后发表过《五四运动和建党时期的陈独秀》、《评大革命失败后的陈独秀》两篇文章，这篇《陈独秀与中国社会主义》，力图从他的著述言行，以及翔实资料，还其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应有的地位。     

中共“三大”前后的陈独秀

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在党的"三大"前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作为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积极探索者,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的决策者和在统一战线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者,为这次大会取得成功并推进中国革命事业作了不懈的努力.     

从伦理觉悟到德性启蒙——以五四时期“打孔家店”为中心的讨论

五四时期的"打孔家店"始自陈独秀等人的伦理觉悟,继之以梁漱溟等人的德性启蒙,一破一立,相辅相成,代表了国人人伦道德现代转化和升华的新起点。他们所针砭的是儒家文化的病态和恶疾,所提倡的是以现代性为内核的新道德。当下一些提倡"国学"者认为"打孔家店"打错了对象,或归之为偏激的情绪化产物,实则是对历史的无视和曲解,很难说对历史怀有"温情"和"敬意"。     

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联俄、容共是孙中山晚年的两大政策，但容共实为联俄的副产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久未确立，容共政策自无从推展。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早地开始了与国民党合作的实质性准备，最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推展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源阶段，国共两党和苏俄及共产国际为探索国共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也必将开启中国革命的全新局面。     

蔡陈“双簧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

蔡元培和陈独秀在1917年《新青年》上的通信看起来是纠正前刊演讲词的错误,实际是另一次精心设计的"双簧信"。以此为契机,《新青年》不仅再次强化其科学主义姿态,而且也改变了前期对宗教基本认同的态度。这次"双簧信",将有关宗教文化的讨论引向深层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关系问题,对此深入分析,可以一窥新文化建设的结构特征和价值取向。     

论陈独秀早期的"开民智"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成为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独立、富强的道路,陈独秀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发现中华民族的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下,意识到只有开通民智,才能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担负起拯救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因此,他从三个方面着手,即注重民众的文化启蒙、培养民众的自觉意志、增强民众的参政意识,达到教育民众、唤起民众、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     

“宇宙文章”与“妖魔”：明代七子派的污名化

明代七子派的复古曾享有盛誉,“文学革命”兴起后,七子派被视为“妖魔”。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以七子派、桐城派作为“革命”对象,并将七子派符号化为旧文学的负面典型,断开了白话文学与七子派、桐城派的联系,试图建构白话文学的体系。对于“正统”文学,陈独秀、胡适充满焦虑,并努力将七子派打造成“摹拟”“抄袭”的典型,以此获得口诛笔伐的合法性。这种策略性的成功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文学让位于白话文学,七子派在哀怨声中消失在了新文学的大合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