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供给结构视角分析

本文从供给结构角度分析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特征，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旨在寻求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有效路径。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源的识别与原因分析

为了识别驱动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性的影响因素,依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性,基于1978-2014年42个宏观经济变量的样本数据集构建动态因子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驱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因素有5个潜在宏观因子,其中前四个主要因子分别揭示了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波动源,它们分别为工业产出因子、外商直接投资(FDI)因子、设备利用率因子和全要素生产率因子。另外,讨论了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经济政策选择。     

中国房价波动的福利效应研究进展

近年来房价上涨与居住福利的关系备受关注,虽然国内研究不如国外深入,但一些切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应积极推进。综合来看,国内主要采用古典度量法、计量经济模型法和效用函数法来测度福利变化,其实证结论有三种倾向——不显著、正向或负向影响,但大多数文献认为高房价造成了居民福利损失,经济适用房政策有待改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形成机制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既是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真实反应,也是经济危机监测与预警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利用CF滤波法对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去势处理,考察了产出的周期波动特征,并以此参照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前后共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可以将1978—2010年划分为改革探索时期和改革深化时期。就前者而言,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特征是高增长与通货膨胀,政府调节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的重点是如何抑制需求的过度扩张;就后者论,经济波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以间接宏观经济政策为主,调控的重点转变为启动内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政府调控方式和调控重点的演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货币经济与总量关系--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异曲同工

与居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地位、以强调技术关系分析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基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关系竞争的博弈规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即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通过对货币经济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剖析,马克思和凯恩斯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总量分析方法的采用,不仅使凯恩斯开创了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新的体系,也使得对新古典“两分法”的批判能够联系到现实GDP核算体系的计量,从而使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宏观经济学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总量货币经济性质的理解有着共通之处,这正是其经济学革命之共同意义所在。     

非共振阻尼介观耦合电路中的量子效应

研究了两个分回路中电路参数即电容和电感的不同对有阻尼的介观耦合电路中量子涨落的影响。计算中考虑了电阻产生的物理机制即电子与声子的相互作用。两个分回路电路参数的不同会使一个分回路中的量子涨落减小,另一个分回路中的增加。结果表明,无论是电容耦合还是电感耦合都会使耦合部分的电荷涨落得到压缩,而耦合部分电流的量子涨落得不到压缩。     

多要素流动、内生产业空间波动与经济地理新均衡——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自由企业家模型的比较研究

促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根据理论要求的逻辑完美性修改假设，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空间经济发展的现实修改模型的假设条件。由此，在研究上突破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单一生产要素流动假设的局限性，认为企业家与普通劳动者在地区间都可以流动，并且，普通劳动者在行业间也可以自由流动。与新经济地理学可解的经典模型——自由企业家模型相比，新的可解中心-外围模型丰富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结论，发展了新的理论观点：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存在三种关系。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化除了棒棒均衡的结果外，不仅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为稳定均衡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内部非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对称结构与中心-外围结构稳定均衡共存的情形；随着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工业品支出份额的增加，工业品间替代弹性的降低，会引起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由对称结构向非对称结构转化；一旦产业空间结构演化的“黑洞条件”得到满足，则产业空间的稳定结构只能是内部非对称结构或中心-外围结构，而不仅仅是中心-外围的稳态结构。     

信心、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时变视角,依据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家信心、投资者信心、利率、货币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六变量的TVP-VAR模型,研究信心、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时变特征。结果表明:企业家信心和投资者信心能够影响利率和货币增长率,即信心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货币增长率和利率能够影响投资者信心和企业家信心,进而可以通过信心影响宏观经济。从时变角度看,企业家信心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均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在短期内投资者信心和货币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在长期内货币增长率的提高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市场信息对中国与欧盟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

市场信息是商品价格形成的基础。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运用TARCH和EGARCH模型,探讨中国和欧盟猪肉市场信息对价格波动产生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猪肉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效应,使猪肉价格上涨的 “正向信息”大于使猪肉价格下跌“负向信息”的影响,且“正向信息”对于猪肉价格的波动具有强化作用;欧盟猪肉市场“负向信息”大于“正向信息”的影响,且不存在显著的信息冲击不对称效应,其原因在于欧盟市场的政策干预少,价格“杠杆效应”不明显。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减少干预,进一步提高猪肉市场的透明度。     

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消费物价水平传导非对称研究

中国原油定价机制逐步市场化,国内与国际油价的关联性大大提高。以研究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消费物价水平的传导为研究目的,以2007年1月-2015年12月为样本区间,从国际油价对CPI的传导机理入手,依据传导性质划分为直接传导和间接传导两条传导路径,并以此作为研究框架。以协整和非对称误差修正模型（APT-ECM）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Wald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深入剖析实际传导过程及其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国际油价对国内消费物价水平的传导包括垂直传导和空间传导。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传导效应在油价波动方向、波动幅度和传导速率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非对称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