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同步网的建设与思考

数字同步网已经成为了通信网营运的重要支柱之一。针对电力系统通信业务面向市场开放的需求 ,阐述了建设电力系统同步网的重要性 ;研究和分析了同步网中时钟配置、链路选择和同步方式、网络管理等技术问题 ,并对电力系统中同步网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于邮政编码调整方案的研究

本文分析了现行邮政编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行邮政编码资源的使用情况,提出了调整邮政编码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给出了三种邮政编码调整方案,并对每一调整方案都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和风险分析,可供决策参考.     

基于同城化视角的人口空间动态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关联机理研究

人口空间动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是同城化区域间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在解构人口空间动态维度主体的基础上,将人口空间动态的诉求机制与动因机理架构于更低交易费用的利益诉求之上,解析人口空间动态的模式选择,深入探讨人口空间动态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关联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人口流动与合理分布的策略。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同城化态势下人口空间演变的动因机理,为同城区域的经济发展、城市规划、文化交融等方面的科学设计提供重要参考。     

《泰王国民商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

《泰王国民商法典》是在近代泰国法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曼谷王朝拉玛四世以前，泰国历经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和曼谷王朝的一部分，朝代更迭，历时漫长但在法制上却保持了相对稳定。1851年，曼谷王朝四世王拉玛四世（1851-1868）登基，拉开了泰国近代史的序幕。1852年1月，英国在第二次英缅战争之后，占领了缅甸，并觊觎泰国。1855年，英国派其驻香港的总督鲍林率使团到泰国与拉玛四世谈判，威逼泰国于1855年4月18日签订了《英暹条约》（史称《鲍林条约》）。这一个不平等条约彻底打开了泰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欧洲列强以该条约为蓝本，威逼泰国签订了类似条约。泰国自此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法制也逐步西化，泰国的法制也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事实上，泰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制度逐步西化的过程。《泰王国民商法典》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     

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门限性质检验——兼论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中的美国因素

运用M arkov区制转移模型,对中国内地与香港经济周期协同性的门限性质以及美国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性依赖于区制状态的"门限性质",即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区制内呈现出不同的协同性水平。另一方面,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隐含了美国作为两地之间经济冲击的传递渠道以及两地共同的外部冲击源的影响。当剥离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后,两地经济周期的协同程度较为微弱。因此,促进两地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同,应科学甄别和合理利用美国经济对两地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商法法典化的反思——以制定《商事通则》为中心

本文试图摆脱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的争论模式,以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从商法法典化的认识论基础及历史传统、法德日商法典内容与体系变迁的实际以及商事关系的特点三个角度,系统阐述了商法不能法典化的理由;进而提出在民商法一元化的前提下,以<商事通则>为中心、以单行法规定具体商事制度的商法立法模式.     

英租威海卫时期中国法律及习惯的法源考察

《1901年枢密院威海卫法令》第九、十九条规定民事案件可以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习惯来处理,中国的法律和习惯适用于诉讼双方都是中国人的民事案件,明确地表明英租威海卫确实存在着二元化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范围包括《大清律例》、习惯和习惯法、情理等,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法律传统。     

网络的法律地位:行政确认与《民法典》法律界定

网络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基础性依托,也是法律关系存在条件、存在空间和法律制度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当下,网络的法律地位缺乏基础性研究。《民法典》的"网络"有四种意指:与报刊并列作为媒体、作为虚拟财产存在空间、作为包含互联网的信息渠道和在线服务平台。《民法典》把网络与报刊并列为媒体一部分,是在具有高位阶法律效力成文法中第一次确认了网络与媒体的关系,确定了网络可以是涉及名誉权纠纷的民事主体,能够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网络是有确定责任主体和法定代表人的网络信息服务者。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和管理制度以五种区分方式对网络的媒体属性部分进行了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行政确认,比《民法典》对网络媒体属性部分的界定更为精确。《民法典》中"网络"的法律地位分为作为民事主体、作为法律关系存在空间、作为法律信息公开渠道、作为法律关系特殊要素四种情况,体现了其权利义务的相应程度。     

《民法典》技术合同章商事化变革研究——兼评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影响

《民法典》技术合同章体现了商事化变革的趋势,技术合同制度的商事化变革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其推动力量主要来自制度和现实两个层面。知识产权法对技术合同章商事化变革具有促进作用,并对其独立性产生影响。在商事化变革中,技术合同章的管制主义倾向弱化,应当将技术合同定位为关系合同,并对技术合同条款从商事角度进行解释,为在技术合同章具体制度规则中体现商事化变革的要求,有必要均衡适用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性条款,限制技术合同无效的情形,对技术成果共有规则从商事角度加以适用,并重视技术成果优先受让权规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