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风险群体及社会治理创新——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联谊会为例

外来人口往往处于边缘化状况,是一类特殊的风险群体。为了避免外来人口"非国民待遇"风险,政府主导加大了外来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有"新治理论"、"社会资本论"、"全球社会治理论"、"全球社会治理结构改善论"、"社会治理宪法论"、"第三条道路论"、"社区智能观"和"外来人口妖魔化观"等。调查研究发现,凤阳幸福平安联谊会在面对城市外来人口"双重集聚"新形态时,为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公共空间与服务平台,"同籍娘舅"的出现有效化解了冲突与再生产秩序,参与社区公益事业进一步提升了社会形象。研究发现,这一治理实践在"一主多元"背景下自治功能得到发挥,社会精英起到很好的"中间层"作用。研究最后强调,这一社会治理创新体现了"双重性",但也要避免落入"公民参与异化"陷阱。     

网络平台对用户生成数据的权益性质

用户提供并存储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系网络平台经营者的营业财产的一部分,网络平台经营者对其享有营业权.营业权的保护方式更类似于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非绝对权,在认定第三人获取网络平台的数据是否构成侵权时,需要法院基于个案对相关权利和利益进行权衡.网络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上的数据进行保护时可以采取技术控制和协议控制两种方式,但都不应逾越合理的限度.当网络平台经营者的数据权益遭到第三人损害时,如果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商业竞争关系,应当优先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救济;当两者之间不存在商业竞争关系,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足以救济受害者时,可以适用侵权责任法给予受害者以救济.     

翠屏区:四举措做好疫情期间劳动监察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宜宾市翠屏区人社局在全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劳动监察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一是畅通维权渠道。在微信公众号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倡导劳动者通过网络或电话反映权益保障诉求,安排专人在线接听欠薪问题线索,向每一位来电劳动者做好政策解释和处理工作,将"线下"维权转向"线上"开展。疫情防控期间,共计接到企业和劳动者电话咨询50余个,12345咨询维权回复28个。     

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本文依据2008年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应用广义倾向分方法分析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培训和专门培训均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升。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培训时间对农民工收入的边际影响递减。农民工接受一般培训在30天以内或专门培训在120天以内,其收入水平将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显著得到提升;但一般培训时间超过30天或专门培训超过120天后,其收入水平并未随着培训时间的延长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政府和企业在努力扩大农民工培训覆盖面的同时,适度调整农民工的培训时间,将有助于农民工整体工资水平的显著提升。     

论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之困境——基于准公共产品限域的讨论

农民工的城市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是社会热点问题,也是地方政府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不是简单的住房市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城市有限的公共资源(空间资源、财政资源等)、政策建构主体的权威、强势利益主体的态度、政策落实的差异等现实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抑制了将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将保障房看成是城市准公共产品,借助公共产品的相关概念,分析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住房体系的制度困境与现实障碍。     

金字塔底层的创业机会与价值实现——以城市外来工创业的多案例为线索

运用扎根理论,选取我国金字塔底层人群中特殊的城市外来工的创业案例,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索资源拼凑对创业机会与金字塔底层价值实现的中介作用和创业能力对资源拼凑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创业机会是创业者价值实现的基础。产业集群下的市场空缺提供的"低科技"和行业经验知识丰富的创业机会能提高底层创业者的创业成功率,而亲密社会网络提供的新创业机会能帮助创业者转型升级;2.资源拼凑对金字塔底层创业机会与价值实现有中介作用。"选择性拼凑"最少资源,通过"内部挖潜"实现创业。"并行拼凑"多种资源,通过"外部扩展"实现转型升级;3.创业能力对金字塔底层创业的资源拼凑有调节作用。创业能力弱时倾向"选择性拼凑"。创业能力强时可以采用"并行拼凑"。     

服从多数原则下保护少数之策

领导者提高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仅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原则,还要注重保护少数者的正当权益。一方面,通过正向的直接积极行为,对保护少数者合法权益达成共识,保障权益,完善保护和补偿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反向的间接消极行为,对多数者权力进行适当有效的制约。     

私营企业女工权益保护论

在私营企业中 ，普遍存在着职工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的问题，尤其是女工权益受侵害的问题更为普遍，也更 为突出。女工权益受侵害的原因，既有社会大环境方面的，也有企业主方面的，还有女工个 人方面的。制定专门的《私营企业法》，明确劳动契约原则，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 职能，加大新闻机构宣传与监督力度等，是有效保护女工合法权益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