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一家人

江苏省苏州市园林路1号是一间超市——“一家人”慈善互助超市,以“红心”、“光芒”和“互”字图案构成的主体标识格外醒目。一位刚花了50元“买”了价值200余元日用品的顾客对记者说:“这是一间以慈善助困为主题的爱心超市,处处体现了‘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社会互助精神,我     

如何经营管理“慈善超市”

“慈善超市”起源于美国的“好意慈善事业组织”(Good　Well),它是非营利机构开办的一种免税“公司”,成立于1902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总部设在洛杉矶,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并在世界37个国家中有会员。其主要业务是接受、处理、销售市民们捐赠的旧物,用销售这些物资得到     

慈善背后的力量

6月末，一个轰动性的消息震动全球富豪，也引起无数平民百姓的感叹。全球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6月21日接受英国BBC电视节目Newsnight访问时表示，他将把自己全部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名下慈善基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6月27日比尔·盖茨退出了微软的日常管理，正式“退休”，并宣布今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这立刻让人们想起了两年前，也是在六月，     

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

旅沪浙商是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最活跃、最具实力的慈善力量,他们不但在旅沪同乡中开展各种救助善举,参与本省灾害救济等慈善活动,还在上海积极创办各种慈善团体,并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全国性的慈善事业,在上海慈善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区块链技术赋能三次分配：慈善治理公平与效率的现代化表达

三次分配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三次分配重要手段的慈善事业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有着现实的逻辑进路和实践价值。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分散化与信任依赖等特征带来了公平、效率与公信力问题,亟需现代化的治理手段来解决。区块链技术体系是具备内置信任、自发治理、可编程化等特征的新型“价值互联网”,它既能够通过构建高效的慈善价值网络以提高慈善活动的效率,又可以通过旁路增信与资源精准匹配以保障资源分配的公平。运用区块链技术赋能三次分配是解决慈善治理公平和效率问题、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进而完善三次分配手段的现代化表达。     

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

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之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发挥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展现了光明的发展前景,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将在参与第三次分配、助力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论和谐社会中的慈善文化建设

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加上政府在法律和政策方面的不完善,以及慈善机构本身的问题造成了我国慈善文化一定的缺失。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必须加强政府在慈善文化建设中的倡导和规范作用以及慈善机构自身建设,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培育公民的慈善意识,共同营造我国慈善文化建设氛围。     

清代慈善组织中的国家与社会——以苏州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苏州的四种慈善组织——育婴堂、普济堂、广仁堂和丰备义仓为例,梳理其在清代前期和后期的管理方式及收入来源,并进行对比,发现:清代前期苏州的慈善组织中存在着一种"官民合作"模式,民办慈善组织往往能够得到官府的支持和资助,官办救助机构也同样能得到来自民间的捐助。而在这种"官民合作"模式中,官府无疑处于强势的地位,民办的慈善组织接受官方资助后,便开始染上浓厚的官营色彩;而官办的救助组织虽然得到民间的大力捐助,但管理权仍然牢牢掌握在官府手中。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苏州的地方绅士在慈善组织中的作用有所增强,地位有所提高,但这些慈善组织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和资助,管理上也同样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溢出"官民合作"的范畴。这就说明,晚清时期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独立于"国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所以,慈善组织并不能被视作近代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     

家族涉入、社会情感财富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民营企业普遍采用家族拥有的形式,家族在企业慈善捐赠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家族涉入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情感财富(传承意愿,包括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和子女的接班意愿)对这种影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族所有权比例、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和家族控制持续时间对企业慈善捐赠有显著正向影响,子女接班意愿对家族涉入与慈善捐赠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企业主的交班意愿,子女接班意愿对慈善捐赠的影响更大。研究表明家族涉入赋予的权力和保存社会情感财富的内在驱动力促使家族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