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变迁

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苏皖南部与浙北地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良渚文化,经夏商时期点将台、湖熟、马桥文化,到周代吴、越国家社会,其文明化进程经历了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曲折过程。与此相对应,长江下游的宗教信仰也经历了从史前本地传统的发达与完善、到夏商外来占卜系统的传入与发生、再到周代民间信仰的复兴与丰富的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上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功能都呈现出不同特点。总体来说,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神权从与世俗王权相结合的至上地位,发展为与王权分离的实用、功利地位,其与世俗王权的相互关系不断发生着改变,社会地位呈持续下降的态势。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中宗教信仰的这一变化,事实上是华夏民族早期文明发展中的一般特点。     

埃利亚斯: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情感研究

埃利亚斯认为,社会的文明始于人们对情感的控制,西方社会文明的成熟过程,正是情感文明化的过程。情感文明化的发生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动力: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和社会职能的分工。情感的控制和调节在不同的社会以及社会的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特点。情感的文明化通过区隔、分化而达到整合。正是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上""下"之间的相互磨合、相互斗争中,理性化、文明化的社会被确立起来。埃利亚斯的情感学说可视为一种情感文明化的谱系学。     

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亲和性关系研究——论齐格蒙特·鲍曼的理性主义观

齐格蒙特·鲍曼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视角,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在现代性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及其功能,揭示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与理性主义演变历史之间的亲和性关系,再次论证了理性主义是现代性孕育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推动力量。但同时也是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主要原因。     

职务犯罪侦查也要实现“四化”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当下中国正处于职务犯罪的多发期。这些职务犯罪不仅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给人民安康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必须严肃查处。同时,为了有效遏制职务犯罪,我们必须提高职务犯罪侦查的能力和效力,必须实现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规范化。为了充分探讨这一问题,本刊编辑部特邀一批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型实务工作者的比较积极的回应。为了更好地以学术之力审时度势促进司法改革特别是检察改革,本刊编辑部以《职务犯罪侦查改革》为总标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从现代司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着手,就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本着百家争鸣的态度,本刊对于受邀专家的来稿,只要符合通常的学术规范,不论其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如何,均一律照登,所以,本专题所有观点均不必然代表本刊之立场。     

作为文明的传播——关于传播的“文明批评史”研究

传播是关涉文明总体构成、贯穿文明变迁始终的知识性和精神性的社会互动过程,具有深刻的属人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文明是物性内容和精神性内容的统一,传播是将两者贯通起来的重要方式;文明变迁不是一个线性过程,传播随文明变迁而转换形态;传播的后果具有两面性、复杂性,既可能推动也可能阻碍文明进步。传播与文明相互作用,一方面,文明需要传播这个工具,以助推文明进步;另一方面,传播需要以文明为基础,离开了整体文明的支撑,传播既不会存在,也不会发展。历史变迁中,传播的目的、主题、载体、对象、渠道、后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当代社会,随着传播的基础技术化、传播的中心都市化和传播的目标利益化,传播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传播文明,但传播文明始终具有深刻的依附性、非独立性。只有同文明发展的根本趋势相契合,助益文明进步、社会发展、人性完善的传播,才具有合理性、正当性。面对日益复杂的文明与传播格局,我们既要深化传播的发展,也要防止传播的野蛮化倾向。推进传播本身的文明化,是当代传播实践、传播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相关项目中的考古研究课题相继在中原地区开展.中原地区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指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基础、目标、收获和研究的走向.在深入探讨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基础上,进而将研究范围扩大到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辽河流域等参与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其他地区.探讨其社会结构演变所表现出的文明化过程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梳理出各地区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科举、商品化与社会平等:清代广西土司社会的“文明化”

本文探讨了清代中央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推行科举以及该地方社会因应这一政策而逐步“文明化”的过程。文章首先描述了广西土司地区依据土地的占有与使用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与身份体系，继而梳理了清初以来中央王朝在该地区推行科举的历史进程，并说明清政府的科举政策如何与地方社会进行互动，进一步导致了土司社会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地方文书材料，探讨了地方社会群体如何通过商品化手段转变身份，进而追求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文明化”过程。     

长江三角洲文明化进程中刻符与文字的发展

长江三角洲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良渚文化,经夏商湖熟、马桥文化,到两周吴越国家的形成,经历的是繁荣-衰弱-再繁荣的文明化进程。在此背景下,陶器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并表现出相应特点。新石器时代良渚刻符是长江三角洲史前符号发展阶段最进步的水平;此后马桥文化刻符却并非良渚刻符的后继,而与中原夏商文化有了初步联系;至两周时中原铭刻文字进入该地区,取代原有刻划符号而成为当地的先进认知系统。刻符与文字的这一发展历程,与其文明化的步伐相一致,是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明化”视野下16—18世纪法国的拉伯雷阅读史浅析——兼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16—18世纪是法国“文明化”的重要时期，这种文化转型对拉伯雷阅读史的演变具有决定意义，并在法国人对拉伯雷小说中随处可见的“粗俗”的“物质—下体因素”的阅读感受中表现出来。17世纪中叶以前，无论贵族、教士、市民，无论男性、女性，不同阶层和性别的法国人都能欣赏、理解或至少不反感这些因素。即使是激烈批评拉伯雷的人，他们的着眼点也主要在于拉伯雷的宗教倾向，而与小说中的“粗俗”元素无关。而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改变，以宫廷社会为中心的上层社会“文明化”，使拉布吕耶尔和伏尔泰等人“突然”发现了“肮脏”、无法理解的拉伯雷。巴赫金的研究尽管对文艺学和历史学的发展有卓越贡献，但必须指出，他对拉伯雷和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文化存在明显误读，特别是把“官方”与“民间”概念绝对化和截然对立，并把16—18世纪的文化混为一谈。